顺从民意，引导人心

南怀瑾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碍难，也是很不妥当的，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

　　经典回放

　　选自《大学》

　　【原文】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译文】尧、舜用仁政统率天下，民众也变得友爱；桀、纣用暴政统治天下，民众也变得凶暴。号令和自己的嗜好相反，民众是不会服从的。因此，君子先要求自己具备美德，然后才去要求别人的美德；先要求自己改掉恶习，然后才去批评别人的恶习。如果自己没有不强求他人的品性，却去开导别人明白善恶的道理，那是办不到的。

　　大师释疑

　　帅：同"率"，率领，统帅。

　　令：号令、命令、政令。

　　有诸己：即"有之于己"，意为自己所具有的，这里指具有美德。

　　所藏乎身不恕：即自身品德中不具备怒的特点。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也就是不强求他人。

　　喻：使别人明白。

　　学儒一得：对普通群众不宜要求太高

　　儒家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表面看，这两个观点都很有道理，但如果把这两个观点合起来用，就存有很大缺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所当然。但如果是自己觉得好的，想要的，可不可以施于人呢？怎么知道别人想不想要？比如"礼"这种美德，在儒家看来越看越美，所以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出了"礼仪三千，威仪八百"，花半辈子功夫才能全部学到手。儒家之外的人可能并不喜欢"礼"，或者不喜欢那么"多礼"，这时候该怎么对待？儒士们可能因为"有诸己"，就理直气壮地"求诸人"和"非诸人"。这对别人来说，就勉为其难了！

　　如果儒士没有当上官，他们会好心好意地指导别人学"礼"，要是人家不理他的茬，他们就会歪着嘴巴指责人家"非礼"。如果儒士当了官，有了作出决定乃至制订政策的权力，他们就会把那种勉为其难的特点反映在决定或政策中，而对百姓造成不便乃至伤害。

　　从历史来看，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律、制度往往体现出苛刻和不近人情的特点。只有唐朝前期等少数几个时代才显得相对比较宽松，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功劳，相反恰恰是儒家思想被削弱的结果。在唐朝前期，李世民规定三大教的排序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武则天当政后，调整了一下次序，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儒家没有独尊的地位，影响力就小多了。但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缺少儒家的严格的要求而变坏，反而变好了。比如630年，全国处决的死刑犯只有29人，可见当时的犯罪率很低。只要儒家能够干预国家政策，老百姓的自由度就会急剧降低，但社会风气未必因此好转，人心反而变得更伪诈了。诚如老子《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儒家的目标是推行仁义，是为了使社会风气变好，为什么事与愿违呢？原因有三：

　　第一，对普通群众要求太高。

　　儒家的目标是做"大人"，或者说"学做圣贤"，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然没有问题。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普通群众，就太过分了，因为他们未必都想做"大人"。

　　据《荀子·哀公篇》记载，孔子曾鲁哀公探讨用人问题时，曾说，天下有五种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

　　鲁哀公就说："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庸人呢？"

　　孔子说："所谓庸人，有这种特点：嘴里说不出好话，心里不担心正事，不知道推举并追随贤人善士以帮助排忧解难，行动没有目标，立身没有原则。每天追逐物质财富，却不知道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只知道因利而动，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受七情六欲支配，心也跟着变坏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庸人。"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嘴里说不出好话"，是指说不出合乎美德的话，"心里不担心正事"，是不关心国家、社会和他人的事。所谓"心也跟着变坏"，是指随时可能因欲望而生出坏心眼，并不是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鲁哀公又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士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士，具有这样的特点：他虽然不能完全懂得正道和运用方法，但行事还能够有所遵循；虽然不能把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有自己的原则。不追求知识渊博，但追求完全学有专精；不追求多发议论，而追求说话在理；不追求多干工作，而追求办事效果。他所掌握的知识、说的话、做的事，就像生命和肌肤一样不可更改。因此富贵不能增加他的快乐，贫贱也不能减损他的美德，这就是士。"

　　鲁哀公又问："那么怎样才算君子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具有这些特点：说话忠诚守信，但内心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品德；做事依从仁义，但并不以此为骄傲；智慧通达，但不在言辞上争强好胜，这就是君子。"

　　为什么君子讲忠信、行仁义，却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这些美德已经成为君子的一种习惯，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平常，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鲁哀公说："夫子说得对极了！那么请问什么是贤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具有这样的特点：行为合乎规范，却不违逆自己的本性；言论足以成为天下的准则，又不会损伤自己的身体；富有天下，却没有一点不义之财；使天下得到福利，却不用担心因此变得贫穷。这样的人称得上贤人了。"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行为自然合乎规范，才不违逆本性。想做却不敢做，只好"演戏"，与本性不符。言论合乎规律，实行起来很简单，就不用劳神费力而伤身体。心怀天下，就富有天下，并不是非把财富弄到自己的小家来不可。"取之有道"，就没有不义之财。用善政使天下得到福利，而不是拿私财送给少数人，自然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穷光蛋。

　　鲁哀公说："说得太好了！请问什么人可称得上圣人？"

　　孔子说："所谓圣人，具有这样的特点：智慧与大道相通，随大道变化而变化，永无穷尽，这是因为他对万物的情性了如指掌。所谓"大道"，是一种支配万物变化并因此成就万物的东西。所谓"情性"，是事物内部不可更改的规律。圣人明大道而通情性，所以他行事时，境界像天地一样宏大，智慧像日月一样昭明，德行像风雨一样遍施，态度就祭祀一样庄严肃穆。他们办事的方法，找不到出处，好像上天授予的一样；他们办事的结果，百姓很满意，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人。

　　从这个故事来看，各种人的境界、智能、追求目标等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不能勉强要求一律，各种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样也很好。但是后世的儒士们对先儒的学问学到半通不通，已经不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经常以自己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普通群众，反而把社会价值观搞乱了。

　　尤其是宋代理学出炉后，变得完全不讲道理、不近人情了。理学的有一个宗旨：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圣人的境界，贤人都做不到，何况一般大众？在"存天理，灭人欲"之下，又制订"三纲五常"的规则，又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要求，这时候的所谓儒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毒素，不知不觉地侵害着社会肌体。要不然中国人也不会在晚清时成为"东亚病夫"了。

　　其实"理学"刚流行时，就有识者看到了它的弊端。南宋大儒邵雍，世称"康节先生"，精通易学。理学两大先锋人物程颢、程颐曾随从他学易，却无所成。邵雍临死，程颐就问他："从此就要永诀了，您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邵雍用两手一比，没有做声。程颐不懂，就问是什么意思。邵雍说："前面路径须令宽。窄则自无着身处，能使人行乎！"意思是说，前面的路道要留宽一点，太窄了，自己都站不住脚，别人怎么能走过去呢！

　　理学的特点正是如此，那些理学家自己都实行不了，要求普通人实行，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

　　所以我们学习儒学，只需学孟子之前的儒学，汉儒董仲舒之后的儒学，已经是一盘受到污染的大杂烩，味道美不美，都不值得品尝。

　　其二，年龄的隔阂。

　　儒士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大众，也许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引导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也是一项需要做的工作。但他们的年龄很成问题。大致上，到他们足以左右国家政策时，往往已经到了中老年。不考虑大众的标准，按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做，政策就会存在"代沟"。这个道理，跟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代沟"是一样的，用不着细谈。以前有人提过中国的"老人政治"的问题，老年人的欲望降低了，行动能力减弱了，生活要求也降低了，而且能够到达很高地位的人，本身就比一般人勤奋敬业。用这种标准要求大众，就不合理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被认认真真执行过，不是中国人太坏，而是法律、制度确确实实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三，不尊重普通群众的选择。

　　儒家有一个特点：坚定不移地推销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这就像推销员想把某件商品硬塞给顾客而不尊重顾客的选择一样。

　　孔子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大意是不要固守成见，不要固执己见。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实际上孔子本人并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否则他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尽全力地推销自己的"仁道"，却不考虑对仁道做一些改进，使之变得"适销对路"。

　　先儒尚且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后儒就更不行了，所以一旦儒家得势，他们就会顽固地推行自己以为的"善政"，极少征询群众的意见，并且从不怀疑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政治弊端，主要就出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儒，需要谨慎地剔除这种自以为是的东西。在追求杰出的同时学会尊重群众，跟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接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