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耻也”

发布时间：2012-09-17 14:35:54 来源：网络浏览：（152）

在亚圣孟子看来，道义得不到伸张，也是一种耻辱。“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万章章句下）这种耻，有别于作假之耻，也与偷盗之耻不同，它使抱负得不到实现，虚度光阴，禄禄无为。若是无志者，可能会以为正好混日子；但对于有志者，那就是一种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耻辱。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大名，可以说，妇孺皆知。人们读他那豪情满怀的诗句，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一生快乐无忧的人，其实不然。“愿为辅弼”，也曾是李白矢志追求，并抱憾终生的人生愿望和目标，只不过是由于“道不行”而一直郁郁不得志罢了。

　　秋来相顾尚飘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诗圣杜甫《赠李白》一诗表现了诗仙豪放、孤傲、洒脱的性格。

　　李白的人生，向以浪漫著称。“五岁观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能做诗，好读书、击剑。祖居陇西（今甘肃秦安），先辈避居碎叶（古西域），后又随父入蜀。青少年时的经历跨越中原文化区、西域文化区、巴蜀及楚文化区，又经唐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朝，亲眼目睹了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弱的全过程，因而对社会人生更多了些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唐朝虽然是诗繁荣的朝代。科举考试也考诗，诗人的地位也很高，做官为宦的诗人也不少，仅诗人宰相就能列举出好几个大名来。但诗人依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阶层，诗人的成名和保名始终离不开官场。这是官本位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做诗，不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似乎就是充当官场的御用工具，或者只是一种标签，代表着自己的身份，或者只被用做敲门砖，一旦进了官场，就被抛向一边，犹如垃圾一般。

　　官本位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标准只有官位。除官位以外，皆为“下品”“贱业”。诗人，也是如此。

　　所以，李白终生“愿为辅弼”，“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愿望，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仕途不通的时候，他便寄情山水，饮酒放歌，以诗明志。26岁结婚后，在安陆的十年光阴，就是在游历、豪饮中度过的。

　　终于，他久久等待的机会来了。

　　天宝初年，经人推荐，李白终于奉诏进京师长安，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笑脸。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闻此喜信激动不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想得到唐明皇的进一步赏识，实现“愿为辅弼”的梦想。

　　唐明皇的确是一代明主，盛唐的确为诗人创造了创作的空间，但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愿为辅弼”的。诗人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与圆滑、冷酷、诡诈、攀附的官场人格是格格不入的。即使能像诗人张九龄那样拜相，也当不长久，因为在复杂而黑暗的官场上，诗人是不善和不屑于官场权谋的。“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即使进了宫，又会如何？

　　果然，李白入宫后，唐玄宗只命他做翰林供奉，专掌密令，扮演着类似于皇帝私人秘书的角色，这与他“愿为辅弼”的夙愿相差太大了。所谓的重用和宠幸，只是做御宴上吟诗歌功颂德的配客，或只充当帝王游乐的工具。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首著名的《清平调》写于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长安兴庆宫的一次游玩。当时，兴味盎然的唐玄宗命李白即兴赋诗称赞杨贵妃的美貌，李白只好当场吟诵了此诗。因让权阉高力士脱靴而遭谗毁，不得不离开长安。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他便把满腔激情倾注于山水了。告别了宫廷的争斗和无奈，他又仗剑、豪饮、放歌了。“两岸青山相对去，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幽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快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激情……他在游历中尽览山水之美，尽抒豪放之情。“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钟情山水，是为了淡泊名利，为自己保持一个超脱世俗的心情。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表现了他的自信、乐观及抑郁。人生苦短，何不及时享乐？游历名山大川，举起金樽美酒，李白借大自然的美净化自己的心灵，陶冶自己的情操。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即使有时候放纵自己，也是那样豁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李白存在，但似乎互相并不矛盾：一个是“愿为辅弼”，奔赴官场的李白；一个是陶醉山水、豪饮吟唱的李白，两个李白就是他那被分裂的两面人格。本来是互相矛盾，难以容忍的官场人格和诗人人格，却能在李白身上奇迹般地共存。

　　他“拿得起，放得下”，为官不成，“愿为辅弼”的梦难圆，便写诗抒怀，“李白斗酒诗百篇”，非常人所能比。

　　让理想的官场人格与现实的诗人人格分属不同的生命阶段，是李白人生的睿智之处。他一生，虽然始终不忘“愿为辅弼”，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纵情山水，仗剑豪饮，放歌咏唱，“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间要比别的诗人多得多，“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潇脱别的诗人会有吗？杜甫那“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冰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日子似乎与他不沾边。

　　但“愿为辅弼”的梦始终还是他的心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圆。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陶醉在盛世梦中的大唐王朝是一场灭顶之灾。“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时候，李白正隐居在庐山。“马嵬兵变”之后，太子李亨去灵武称帝，让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平叛，玄宗入蜀避往成都。在太子登基不久，玄宗又封另一个儿子李璘为永王，统辖江淮所有大军。永王三次派人来请李白入幕府。李白以为“愿为辅弼”的机会又来了。“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他像上次奉诏入京一样充满了希望。

　　李白到任后，自比诸葛亮，奉永王为刘备再世，他以荐贤和平虏为己任，并作《永王东巡歌》表达了他此时的抱负。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奔腾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但曾几何时，仅仅过了一年多，永王就兵败被杀。《旧唐书·李白传》称：“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又是“道不行”,又做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与上次充当宫廷御用工具一样可悲。

　　此时，他已逾花甲之年，再也没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情了。终了，还是被名利所累、所苦、所害了。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清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