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不分家

南怀瑾说：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

　　经典回放

　　选自《孟子》

　　【原文】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译文】（孟子）说："没有经济性收入却有坚守道德的恒心，只有贤士能够做到。如果一般百姓没有经济性收入，就不会有这种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君主掌权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君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一定要使老百姓的收入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儿；丰年能丰衣足食，灾年也不致于饿死。然后督促他们培养美德，老百姓就比较容易服从了。如今百姓的收入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女，丰年也生活在困苦之中，灾年免不了要饿死。这样，他们想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还怕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

　　大师释疑

　　恒产："恒"即经常。"产"即生产，这里指生产成果。全句意为经常性收入或固定收入。

　　放辟邪侈："放"即放纵，"辟"同"僻"，指行为不正。"邪"和"辟"同义。"侈"和"放"同义。

　　罔民：对人民张罗网，也就是使民自陷于罪的意思。罔，同"网"，

　　制：规定。

　　畜：养活。

　　学儒一得：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

　　孟子的思想比后儒开明，他并不要求普通人像贤士一样坚守品德。他只是提倡用善政引导民众向善。

　　对多数人来说，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韩非子曾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抬轿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卖棺材的人希望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当然现在没有抬轿的人，只有出租车司机。如果大家都没钱，出租车司机就没有生意。如果大家都不死，棺材店就会倒闭。出租车司机希望别人富贵，并不是因为心眼好；棺材店老板希望听到死人的消息，也不是因为心眼坏。而是因为利益的驱动。他们都无所谓好坏，只是正常的趋利心理。

　　假如人可以分为好人或坏人的话，那么，好人也需要有条件才能做好人，坏人在有必要时才会做坏人。所谓的"善政"，无非是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所谓的"暴政"，就是逼得好人变坏，逼得坏人更坏。

　　政治、经济不分家，搞政治的人，如果不把经济问题搞清，政治也会一团糟。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谁当老板都一样，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否则的话，哪怕是孔圣人当家，他们也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假如一个社会盗贼增多、治安变坏，肯定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描写了汉朝末期治安变坏的状况：由于苛捐杂税太重，百姓难以维生，于是弃掉土地进城经商。又由于缺乏经营之能，加上市场不景气，纷纷破产，于是上山当盗贼。可是当盗贼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后聚众造反。这样的循环总是在历史中一次次重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权者的贪婪逼得普通百姓不得不"变坏"，并最终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当盗贼四起时，如果不改善经济制度，靠捕盗是毫无益处的。元人有诗叹曰："中原莫遣生强盗，强盗生时岂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原是盗根株。"

　　元人还有一首讽刺诗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政府官员通常就是盗贼四起的根源，他们跟盗贼其实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一个用武力劫夺，一个用权力劫夺而已。既然都是劫夺，以此治彼，怎么可能治得下来呢？

　　春秋时期，晋国盗匪四起，国君下令各级官吏要尽全力捕捉强盗，可是收效甚微，强盗反而一天比一天猖獗了。

　　有一个叫郤雍的人，他的眼光很厉害，光看相貌就能辨别谁是否是强盗。京城里负责捕盗的人，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效果十分明显，没过多久，就抓了很多盗贼，杀了他们的头。一时间，京城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

　　晋国国君非常高兴，有一次他和赵文子聊天，谈到郤雍这个人，称赞说："我因为得到了这个人，让一国的强盗都跑不掉了。"

　　赵文子不以为然地说："你只看到表面现象。用这种方法捕盗，虽然可以抓住很多，却无法根除。因为强盗为了躲避抓捕，纷纷逃往山林之中，郤雍是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再说强盗的儿子因自己的父亲被杀，就会加入强盗队伍，替父报仇，与官府对着干，这样强盗就会层出不穷。再说，强盗们经常被抓，是因为有了郤雍，那么郤雍的人身安全恐怕有危险了！"  

　　果然，没过多久，强盗们就设法将郤雍杀掉了。

　　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惊，立即召见赵文子商量对策。赵文子建议他运用贤人，施行教化。国君采纳了他的建议，让随会来主持政事，选拔仁人贤士施行教化，一时间全国尚学成风，强盗们逐渐金盆洗手，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此类说明，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对治盗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虽然晋国的风气因此好转，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之法。因为这本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相对来说，西汉龚遂的治盗方法就高明多了。当时，渤海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老百姓缺衣少食，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非但不加安抚，反而继续征粮逼税。老百姓走投无路，纷纷起来造反，渤海郡大乱。汉宣帝非常着急，就派德高望重的龚遂出任渤海郡的太守。临行前，汉宣帝召见龚遂。龚遂直言不讳地指出：渤海之乱责任在地方官吏。百姓饥寒交迫，官府却继续盘剥，百姓生活不下去，不能坐着等死，他们群起反抗实属无奈。他问汉宣帝："陛下您派老臣到渤海，仅仅是要以武力战胜那里作乱的平民百姓呢，还是要臣以道德感化并安抚百姓，使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汉宣帝表示要想办法让百姓安居乐业。于是，龚遂要求随机应变、灵活处理问题的权力。汉宣帝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龚遂上任后，随即发出公文：罢黜所有专门抓捕造反民众的"捕盗贼吏"；凡是拿着锄头、镰刀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凡携带兵器的人劝其归农，拒不执行者可以抓捕。然后龚遂自己轻车简从到府中就任。龚遂还打开官府粮仓救济贫苦百姓，惩处贪官污吏，任用清廉的官员安抚百姓。这些措施深得人心，很多造反的人纷纷放下武器，重新回到了土地上。

　　龚遂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深知如果不发展生产，人民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秩序就不会长久安定。于是，他积极劝导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规定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农民不能离开土地。龚遂还让郡内的百姓一人种一棵榆树、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猪、五只鸡，鼓励农民采摘菱角、芋头之类的东西，以备饥荒。龚遂还带头倡导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几年以后，渤海郡家家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平安相处，各种诉讼案件几乎没有了。  

　　龚遂注意发展生产，从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入手，可谓深得孟子思想的精华。

　　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因经济问题引化治安混乱的恶性循环。其原因有二：

　　一是强势者比较贪婪而愚蠢。认为强势者比较愚蠢，并非说他们智商低，而是说他们缺少智慧。一般来说，自私应该不是一种毛病，强势者贪求私利，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却不懂得保护利益的源头。就像那个寓言故事中愚蠢的农夫一样，他得到了一个不断吐金币的口袋，却不惜拿走最后一个，以致这条口袋失去了吐金币的能力。有些强势者，比方说企业老板，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不惜拿走最后一个"金币"。有的人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驯鹰理论：不能让鹰吃饱，否则它就不会积极捕捉猎物了。可惜弱势者并非愚蠢的鹰，他们随时可能啄瞎"驯鹰"者的眼睛。

　　真正智慧的做法是：如果自己想拥有恒产，必须让员工拥有恒产。这样才能活水长流。

　　二是弱势者比较老实而胆怯。在中国，真正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可能不是做官、做学问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如《说文解字》所云：儒者，柔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性情往往比较柔弱，比较爱面子，不喜欢争利。所以即使在利益问题上有不满，他们也不太会激烈抗争。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反抗异常激烈。中国每过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浩劫，至于小的社会动荡，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这种"两极"行为造成的。这样的历史，在世界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

　　鉴于中国国情，当政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指望强势者好心发作、主动让利是不可能的。不妨借鉴西方的利益分配制度与分配比例，明确规定企业主、股东与员工的利益分配比例，减少利益分配的随意性。这样，或可解决孟子所说的"恒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