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前提

南怀瑾说：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禅"，是"让"……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经典回放

　　选自《孟子》

　　【原文】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武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译文】齐宣王问道："商汤王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孟子回答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又问："臣子弑君，可以吗？"孟子说："败坏仁的人叫’贼’，败坏义的人叫’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我只听说杀了独夫纣，没听过弑君啊！"

　　大师释疑

　　汤放桀：桀，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暴虐无道。传说商汤灭夏后，把桀流放到南巢（据传在今安徽省巢县一带）。

　　有诸：即"有之乎"，有这回事吗？

　　武王伐纣：纣，商朝最后一个君主，昏乱残暴。周武王起兵讨伐，灭掉商朝，纣王自焚而死。

　　学儒一得：不为领导的愚蠢负责

　　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可谓石破天惊，一下子过去的"汤武革命"以为后世的帝王定了性：讲仁讲义的才是帝王，不仁不义的就是独夫民贼，杀之有理。这一真知灼见如果繁衍下去，未尝不是中华之福，如果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理念，帝王就不敢那样为所欲为。可是不知为什么，此后变来变去，竟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孟子的观点。

　　孟子的观点不传，可能是不符合帝王的口味。那么一些无耻文人就会根据帝王的口味配置政治思想。据南怀瑾大师介绍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非常讨厌孟子，他认为称孟子为"亚圣"，实在不配，因此取消了孟子配享孔庙之位。不过晚年他阅历多了，读到《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一节，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认为孟子果然不失为圣人，于是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圣庙之位。

　　在汉朝时，汉景帝曾亲自一批儒、道两派的学者"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有说合法的，也有说不合法的。最后发言的是曾做过司马迁老师的黄生。他说："帽子虽破，还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还要穿在脚上。"这一观点否认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应该是很合汉景帝口味的，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刘家天下就可以传至千秋万代了。这时，另一位学者反驳道："这么说高祖不该斩蛇起义了？"就是啊！如果"破帽子"必须戴在头上，天下至今还是夏桀家的，根本没有老刘家什么事，连周武王革命也可省掉。汉景帝见这个问题涉及到自己的祖宗，急忙下令：今后不准妄谈汤武！

　　虽然不准谈，"帽子虽破，还要戴在头上"这一观点还是成了政治思想的主流。所以中国人头上的"帽子"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后破得实在不像话了才拿掉换新。

　　实际上，帽子破了为什么还要戴在头上，换新的不行吗？为了美好形象，没破也该换新。所以说，这条理论根本不通，只不过是拍帝王的马屁而已！

　　现代社会不讲"愚忠愚孝"，但要讲忠诚敬业。应该忠诚到什么程度呢？古人有关忠诚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借鉴。

　　第一，忠诚的条件。

　　《说苑》认为："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意思是说：君臣关系可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君王高悬俸禄对待臣子，臣子尽心竭力报效君王。臣子有了意外的功劳，君王就给他重赏。如果君王给予超常的赏赐，臣子就一定效死报答。

　　这就是说，按劳计酬是忠诚的起码条件。

　　第二，忠诚的限度。

　　下属跟领导"交易"的只是智谋体力，并没有把人格、自由等等全部卖掉。而且下属只需做分内的事，对分外的工作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做，没有兴趣也有权不做。

　　有一个故事：一个冬天的早上，晏子陪侍齐景公。齐景公觉得冷，请晏子弄点热东西来吃。晏子拒绝道："我不是管饮食的官员，请恕我推辞。"

　　齐景公说："那么，请给我弄件皮衣服来。"

　　晏子说："我不是管服装的官员，请恕我推辞。"

　　齐景公说："那么，你能帮我做什么呢？"

　　晏子回答说："我是国家大臣。"

　　齐景公问："什么叫国家大臣？"

　　晏子回答说："国家大臣，能够安邦立国，确定上下职守，使君臣的言行合宜；制订百官次序，使各级官员适才适所；修订条例法令，使之推行到全国。"从此，齐景公在晏子面前总是彬彬有礼。

　　有些领导不论公事、私事都安排下属去做，下属不知道这是过分要求，反而受宠若惊。那么，这就是给人家当家仆而非员工。

　　第三，不为领导的愚蠢负责。

　　在历史上，不少昏君平时荒淫享乐，到了危难之际，却要求臣子尽忠死节。这是让别人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负责。

　　晏子曾就这个问题谈过一个观点。当时，齐王问他："忠臣应该怎样对待君王？"

　　晏子回答说："君王危难时不牺牲，君王逃亡时不相送。"

　　齐侯不高兴地说："我封给他土地，赏给他高官厚禄，我有危难他却贪生，我逃亡他却抛弃我，可以说是忠吗？"

　　晏子回答说："大臣的正确意见能被采用，君王一辈子也没有危难，有必要牺牲吗？大臣的谋略能被听从，君王一辈子也不会逃亡，有必要相送吗？如果大臣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君王有危难就随便牺牲，这叫乱死；大臣的直言规劝不受重视，君王逃亡时却假惺惺地相送，这叫虚伪。所以，忠臣应该让君王采纳正确意见而不是跟君王一起共赴危难。"

　　后来，齐王被权臣崔杼所杀，晏子并没有为之死节。不过，在崔杼面前，他也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气节。

　　孔子的弟子曾参的观点也与晏子相似。他住在鄪城时，有一年，鲁国将要攻打鄪城。曾子向鄪君辞行说:"我要暂时离开，等敌人走了再回来；请帮忙照看一下我的房子，不要让猪狗进去。"

　　鄪君不高兴地说:"我一向善待先生，没有人不知道。现在鲁国人要来攻打我，您却要离开我，我为什么还要帮您照看房子？"

　　过不久，鲁国人攻占了鄪城，并公布鄪君十条罪状，其中九条是曾子平日跟他争论过的。鲁国军队撤走后，鄪君修好曾子的房子，亲自去迎接他。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下属已尽到责任，就不必为领导者的愚蠢行为负责。

　　第四，忠于国家、人民才是大忠。

　　忠于领袖，只是小忠。忠于无耻昏庸的领袖，只是愚忠。能够为国家、为大众尽忠竭力，才是真正的忠臣。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冯道的大臣，前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官。很多人骂他无耻--只要尽一次忠，他早就该死了，可他竟然活着，还身居高位。

　　但冯道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无论在哪个皇帝手下做官，他都是一个廉洁爱民的好官，在百姓中声誉很好。

　　冯道在后唐皇帝李嗣源手下做户部侍郎时，父亲去世，他回乡守孝。期间家乡闹饥荒，冯道便将家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自己住在茅草屋里，当地的官吏送来的东西他都没有接受，当时契丹也仰慕冯道的大名，想出奇兵把他抢走，由于边境防守严密，没有得逞。

　　冯道后来被李嗣源任命为宰相。有一年，全国丰收，李嗣源很高兴地冯道谈起此事。冯道却忧心忡忡地说："我以前在先帝庄宗幕府做事的时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经过井陉县。那里的地形非常险恶，路况又不好，崎岖不平的，我深恐摔下来跌死，所以两手紧紧地抓住缰绳，两腿用力夹住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侥幸没有出事。等走过了这段险路，到达平坦大道上的时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脚也放松了，不料却狼狈地摔下马来，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从事天下国家大业的时候，大概更要时时留意。"

　　李嗣源被泼了一盆冷水，讪讪地问："今年虽然丰收了，老百姓的粮食够吃了吗？"

　　冯道说："农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会饿死。如果丰收了，则所谓谷贱伤农，谷米多了，卖不出高价，还是吃亏受损。所以无论丰收或歉收，农民的生活都很苦。我记得进士聂夷中曾经有这样一首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诗虽然浅白，却写尽了种田人家的实在情形，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是最辛劳也是最困苦的，这是身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李嗣源是个大老粗，立刻命令旁边的人把聂夷中的这首诗记录下来，时常朗诵给他听，以示不忘农民的疾苦。

　　冯道活到七十多岁，其一生大概可用他自己所说的两句话来概括：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像冯道这样的人，大概从来没有为哪个帝王死节的心情，但他能够尽忠职守，能够忧国忧民办好事，就是一个大大的忠臣，比那些平时不作为，亡国了拼一死的所谓"忠臣"要货真价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