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化心理学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兼顾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等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主张用“基本问题论证法”而不是“内容相似论证法”来证明中国文化里确有心理学。为更好地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主张坚持“一导多元”的方法系统，并对此方法系统中的语义分析法、深度比较法和实证检验法作了操作性颇强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文化心理学；基本问题论证法；方法系统过去心理学研究者的一般做法是：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作恒常条件，研究其中个人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从而过于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形成、发展、结构、功能和运作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个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变量，在其研究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影响，并力图在其研究结果中向人展现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代世界心理学所发生的这一大变化，被一些心理学家称作心理学史上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p.3）也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取向也越来越受到一些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青睐，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其中之一就是积极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但是，“初生之物，其形必丑。”由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现尚处于初始阶段，对于“什么叫中国文化心理学”？“怎样证明中国文化里有心理学”？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等问题仍存有争论。本文就对这三个问题谈些自己近年来的思考，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什么叫中国文化心理学
中国文化心理学不是指中国的文化心理学（这是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在中国之义），而是指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即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换言之，就是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兼顾中国文化角度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心理学分支学科。要准确把握这一定义，先要理解何谓“文化”与“中国文化”？限于本文的研究旨趣，这里不想在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多加纠缠，而采用中国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观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解释，“文化”（Culture）一词有三种含义：①。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根据《辞海》对于“文化”所作的解释，在中国文化心理学里，“文化”一词的含义自然是采用“文化”的第一种含义，顺理成章地，中国文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化指中国人在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中国文化指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而言，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具体论述中，当将“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并列使用时，这种“文化”往往指狭义的中国文化；在其他情况下，主要用广义的中国文化的含义。
广义的中国文化的范围既如此之广，为便于理解，这里再作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广义的中国文化就其载体而言，可以是实物层面的，也可以是行为层面的，还可以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之所以将文化的载体分为3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转换关系：实物层面的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文化的载体是有形的，能直接予以观察研究，而思想观念是精神、心理的范畴，其本身不具有形体性，无法直接予以观察研究，这是三者之间的最大区别。但三者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即实物层面的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文化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物化或行为化的结果，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是内在的、且是最为核心的文化，它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文化与实物文化具有引导和调控的作用，其本身若想外显出来而被他人所感知，就必须先外化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者再通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物化为实物层面的文化，否则，深藏在个体或群体心灵深处的思想观念的文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无法被外人所准确感知的；同时，个体或群体所产生的实物层面的文化或行为层面的文化不但会折射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的文化，而且也会内化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这样，根据现有科技水平，学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既可以从实物层面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也可以从行为层面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另一方面，广义的中国文化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的文化，而不是泛泛地指曾在中华大地上传播过的所有文化。至于何谓“中国特色”，既可以经由相关的专家的评判得出（简称“专家评判法”）；也可通过将之与公认的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相对比而得出（简称“特色比较法”）；还可以将之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进行考察，看其是否是在中国本土文化里产生的以及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时间长短（简称“历史考察法”）。用这个眼光看，有些文化虽然曾在中华大地上传播过、甚至一度流行过，但由于其不具中国特色，就不能视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原汁原味的佛教教义，就不能算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只能视作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本土文化来说，它只是一种外来文化；而经中国人改造并创立的、蕴含浓厚儒道色彩的禅宗教义则可视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根据上文所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不能将中国文化等同于经典典籍里所蕴含的高雅文化，进而将高雅文化典籍当作唯一的文本进行研究，毕竟文化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就典籍文化而言，就存在多种划分角度：从雅与俗的角度进行划分，典籍文化里既有经典典籍里蕴含的高雅文化，也有通俗典籍里蕴含的通俗文化，高雅文化典籍里记载的常常只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心理，通俗文化典籍里蕴藏的往往是现实的心理；从流派角度看，可以分为儒家、道家（含道教）、医家、兵家、墨家、法家和佛家等不同流派的典籍；从真实记载与虚构创作的角度分，可以分为真实度较高的具信史性质的典籍（像《论语》之类的典籍，其真实度颇高）和学人创作的神话、寓言、小说之类的典籍（像《西游记》之类的典籍，完全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同时，从实物层面的文化看，也不限于典籍文化，还可以包括建筑、工艺和服饰等各种形式的实物里蕴含的文化。因此，只有研究各式各样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将它们互相应证，才可能更加准确、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综上所论，中国文化心理学包含的内容虽广，但从理论上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潜藏在中国人心中的、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文化里蕴含的心理；二是主要由中国人生产的、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三是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尤其是具典型中国特色的行为文化（像讲究孝道和爱面子等）里所蕴含的心理。既然实物层面文化、行为层面文化和思想观念层面文化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这三部分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密切关系：蕴含在思想观念文化里的心理是最内在的、且是最为核心的心理，它对中国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具有引导和调控的作用，其本身若想外显出来而被他人所感知，就必须先外化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者再通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物化为一定的实物产品，否则，深藏在个体或群体心灵深处的心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无法被外人所准确感知的；同时，中国人（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实物产品以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但会折射其内在的心理，而且也会经过同化的方式而内化为其内在心理的一部分，如图1所示：
引导、调控
中国人创造的实物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中国人行为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中国人思想观念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思想观念文化 外化 物化
内化 折射
反映
图1：中国文化心理学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示意图不过，由于至今仍没有有效手段直接研究蕴含在不具形体性的思想观念文化里的心理，这样，从实际可操作性角度讲，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包括后面两大部分，研究者们一般是通过研究由中国人生产的、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和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尤其是具典型中国特色的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来推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所蕴含的心理，并进而推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二、怎样证明中国文化里有心理学
稍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般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1879年算起的。正如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与西方类似，中国古代也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没有心理学。既然如此，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妥当吗？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心理学，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化心理学。因为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内在的或主要的依据，而是否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又是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学者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学者也与冯特之前的西方学者相类似，是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和医学思想等思想时讲到心理学思想，并未明确将心理学思想从其它的思想中分化出来，也未曾有一批人专门以研究心理现象为己任，所以，中国古代也就像西方古代一样，没有心理科学，只有心理学思想[2]（pp.17-20）。另一方面，从内在逻辑体系看，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有自己的一整套范畴与体系；并且，这些心理学思想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也具备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法，解释人类心理的理论和影响人类心理的手段，”[3]（pp.266）从“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 [4]（pp.4749）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也可叫做“中国文化心理学”，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的。当然，若细加考虑，这里仍存在一个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这是由于：西方人将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某些思想（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叫心理学思想，这在他们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像给人取名字，爱叫什么就取什么，叫“心理学思想”可以，叫别的名称也行。第一次命名有完全的主动权；而中国文化心理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和西方心理学有较大的差异，两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几乎都完全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在一个名称——心理学——下统一起来呢？[5]（pp.6-7）对于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大致有两种证明方法：
1.内容相似论证法
如何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呢？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内容相似”论证，即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在中国文化里去找一些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内容类似的东西，假若找到了这些东西，那就证明中国文化里也有心理学。根据一些学人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看，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来“筛选”中国文化，发现其中的确蕴藏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需指出，这种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来证明中国文化有丰富心理学思想的做法，并不是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发明”，冯友兰当年撰写《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时，为了证明在本无“哲学”这一名称的中国古代思想里也有哲学思想，早就使用了内容相似论证法[5]（pp.9）。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6]（p.3）不过，从理论上讲，内容相似论证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只能从中国文化里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类似的心理学思想，而不能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不同的、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因内容相似论证从方法论上讲属于一种求同研究。求同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尽管中外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人的心理有共性；同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人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提出类似的解决方案，这样，中国人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相类似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求同研究的优点是较易做，并且，在地球村的大背景下，求同研究易让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心理学研究者找到对话的语境或桥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若一味地做求同研究，不利于研究的深化，不利于让人看到心理的文化差异，从而阻碍研究者发现与西方心理学思想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不但极易削弱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价值，而且容易重蹈当年跨文化心理学所犯的错误，进而招来类似下面的批评：“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3]（pp.266）2.基本问题论证法为了克服内容相似论证法自身的缺陷，要证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有心理学，最佳的论证方法应是基本问题论证法。基本问题论证法的长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既可以有相同的回答，也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回答，这样，只要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也探讨过心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能证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有心理学，至于中国人的“解答”是否与西方人的“解答”一样则无关紧要。这就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蕴藏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留下了生存空间，也使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贯彻求异研究原则成为可能。
基本问题论证法的基本思路是：先讲明什么是心理学及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然后再看看中国人（包括中国古人）是否也曾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假若能拿出证据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中也曾有一些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能证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确有心理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人的心理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东西？人的心理现象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人的心理遵循哪些规律？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对中国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确也曾作过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尤其是对于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这一问题，中国先哲有着许多独到的研究，这就是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卫生思想，等等，所以，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只是与在西方文化传统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具有不同的特色而已。这恰好证明心理学是一门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正是心理学的文化取向在当代兴起的重要内因之一。这样，为了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进而促进当代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为了能为中国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为了能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进而促进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和为了能培养融会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心理学研究者，促进中国心理科学的飞跃等缘由，[7]（pp.12-24）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今天，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从国外传入的西方心理学与中国文化里本有的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在重视引进、传播和验证西方心理学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探讨，做到国际化与中国化的统一，不能顾此失彼。
三、如何有效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
为保证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科学性，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必须坚持“一导多元”的方法系统。在“一导多元”的方法系统中，“一导”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多元”指研究视角、基本研究原则和具体研究方法应多样化。换言之，在研究视角上，主张兼顾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和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视角；在基本研究原则上，主张坚持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的原则、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文化性原则、求同与求异相结合的原则和古为今用的原则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张依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采用语义分析法、深度比较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检验法等多种方法。这套方法系统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不言自明的，不需多说，下面只就常用的三个具体方法谈些看法。
1.语义分析法
所谓语义分析法，是指先从纵的方向剖析某一关键术语的原始含义及其后的变化义，从而澄清此关键术语的本来面目，然后再用心理学的眼光进行观照，界定出此关键术语在心理学上所讲的准确内涵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其做法一般是：第一步，将某一术语（如“我”）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名称（如：余、俺等）尽可能全面地列出来。第二步，通过查找《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将这些名称（如“我”）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含义（用法）尽可能全面地列出来。第三步，根据其含义，将其中带有封建色彩的用法（如寡人和朕）、带有方言色彩的用法（如俺）、名异实同的用法（如余）、在今天较少使用的用法（如贱民）一一剔除掉，选取一个在历史上使用时间长且至今仍广泛使用、内涵最具代表性、能较好地与现代心理学中相关的术语进行匹配的概念或用语（如我）作进一步分析使用。第四步，仔细分析这一概念或用语的诸种含义。先考察出这一概念或用语的“原始含义”，然后再理清其后的“变化义”。在做一步功夫时，较为常用的做法是，先查一些经典的工具书如《说文解字》等，然后看这一用语的最古写法（一般是指甲骨文或金文上的写法），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其诸种含义。第五步，用心理学的眼光去谨慎地审视这一用语（如我）的所有含义，将其中确有把握的与心理学没有关系的含义剔除掉（如，作为姓氏的“我”肯定与心理学没有关系，就先将其剔除掉）。第六步，将余下的诸种含义与西方心理学的相关术语（如self）的含义进行比较，看看其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心理学相应的术语的含义相通，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心理学相应的术语的含义有所不同。第七步，最后作一心理学上的界定，指明下文所讲的此术语在心理学上的确切含义。[7]（pp.40-45）通过语义分析，可以将一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术语的准确内涵剖析出来，从而在其后的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鸡跟鸭讲”的尴尬局面。
2.深度比较法
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假若要进行中西对比研究，就不能再做简单的对比，而要进行深度比较。所谓深度比较法，指对生活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大文化圈或小文化圈里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进行对比，而不是进行雾里观花式或隔鞋搔痒式的比较。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若想切实贯彻深度比较法，就必须做到三点：一是要做到从文化的内部进行比较。即先对中西方文化要有一个尽可能系统而深刻的把握，力求做到深入中西文化的内部来看中西方心理学思想和中西方人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异与同，而不能再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当年所犯的错误：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主要采用自然科学模式（natural science model），并且常常是以西方的文化为视角，站在别的文化的“外部”，从外部来简单对比某种文化下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与西方文化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异与同；同时，对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相似性的强调尤甚于差异性，其目的主要是验证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者所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是否适合于非西方文化的人们，从而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之通则性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于是受到一些学人的批评，批评者将此类受美国主流心理学主宰的跨文化心理学简称作西化的跨文化心理学（westerniz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p.4、9）二是不能简单地将其他因素引起的差别归因于文化。人的心理受到来自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只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样，在对中西方人的心理进行比较时，不能简单地将其他因素（例如经济因素、性别因素、年龄因素、个性因素与智力因素等）引起的差别归因于文化，否则，会犯泛文化主义的错误。三是要切实贯彻求同与求异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正如现代新儒学大家熊十力所说：“凡言学者，宜求析异，亦不可忽于观同……故知言同不能无异，言异不能无同。” [8]（p.203）求同研究在上文已有论述，这里只再简单论述求异研究，它的含义是，在研究某一个主题时，要适当参照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相关学科——如中医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成果，甚至还要适当参照有关描述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一般常识，以便看看中国学人是否提出过与西方学人不同的主张或思想。求异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人的心理有个性差异；同时，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这样，对于同一问题，中国学人可能也会提出与西方学人不同的见解。求异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中国文化里提炼出不同于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心理学思想，有利于促进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在兼顾求同研究与求异研究的同时，更要突出求异研究的重要性。当然，在这样做时又要谨记避免下述不恰当的做法：片面夸大心理差异而忽视共性心理。因为一些研究表明，不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既然都是人，就有同样或类似的心理，这样，在对中西方人的心理进行比较时，还宜避免片面夸大心理差异而忽视共性心理的错误做法。由此可见，我们的这一看法，与跨文化心理学对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相似性的强调尤甚于差异性是不同的，与文化心理学对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的强调尤甚于相似性也是不一样的。
3.实证检验法
这里所讲的实证检验法，是指通过种种手段来验证中国人的某一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类研究方法。例如，可以通过观察法来观察生活于中西方文化下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异同，从而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像著名的文化学者Bond等人就采用这种方法揭示了中美文化下两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在许多方面的区别，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又如，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比中西文化里人们在思想、信念与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实验法来验证中国人提出的某一心理学观点的科学性。当然，用实证验证法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运用实证检验法时，最主要的是要通过修炼内功，在实验设计思路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在实验仪器上下功夫，片面追求高、精、尖的实验仪器。因为翻开心理学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心理学大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往往是因为他或她的内功深厚：既有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又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周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往往能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为例，你可以说，从斯金纳箱里能看到桑代克迷箱的影子，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在原理上与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原理相同；但是，斯金纳就是斯金纳，他不但提出了不同于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的操作条件反射，而且通过自己的精巧实验对其作了较科学、较系统的研究。斯金纳所做的实验并没有使用什么非常高级的仪器，任何一个受过基本心理学训练的人完全都可以将斯金纳的实验复演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这一套构想是他自己第一个想到并予以系统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关键在于构思要佳，构思一佳，实践起来并不太困难。另一是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综观心理学发展历史，大凡大师级的心理学家，像巴甫洛夫、皮亚杰和班杜拉格等人，往往是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善做精巧的实验研究，从而能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实证中提升、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基于自己的理论假设，设计出一套套精巧的心理实验，用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从而成就了一番心理学事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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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8]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韩裕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
附：英文摘要
Three issues on Chinese culture psychologyWang Fengyan Zheng Hong（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Abstract: In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psychology is a subject that studies the rules of Chinese mentality and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subject proposes to take th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of basic question rather than th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of similar content to prove that Chinese culture indeed contains psychology.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psychology, the subject must be studied in methodology of taking Marxism as guiding thought with multiple principles, angles and methods of study. The approaches of semantic analysis, in-depth comparison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methodology are explored in an operational way.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psychology; th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of basic question; methodology[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95-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