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成为主流。另辟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提法也似昨日黄花，成为学科的离心趋势。然而从东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东方自身心理咨询理论方法的缺乏以及东方整体道德观的独特性都是推介和发展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重要条件。只有实现了东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方法的比翼起飞，在相互的沟通和碰撞中找到共通点，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突破和发展。因此，在目前还不具备融合实力的条件下，加强和发展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十分必要。
[关键词] 东方心理咨询模式 文化 融合
Ponder upon the founderation of the oriental consulting model
Zhy Hua-yan1 Chen Wei-wei2
(1.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310037
2. Zhejiang educational institute,hangzhou,310012)
Abstr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osculation of the culture becomes the mainstream. The view of the founderation of the oriental consulting model becomes unpopular. However, many fact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ing and extending the oriental consulting model, such as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ountries, the lack of the oriental consulting theory and methods, the uniqueness of the global moral ideal,etc.. Therefore, in our view,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enhance and advance the oriental consulting model.
Key words: Oriental consulting model; culture; inosculation
心理咨询模式的本土化和融合的争论，是心理咨询和治疗界由来已久的一个话题。近年来，由于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文化的沟通和融合逐渐成为主流。跨文化心理治疗的研究、文化与心理疾患的关系研究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何整合和折衷众多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实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注重“全人”的发展，已成为心理咨询发展的主导方向。而另辟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提法也似昨日黄花，似乎成为了学科的离心趋势，是背离潮流的。然而，我们在长期的学校心理咨询实践中却觉得，虽然融合是大势所需，但我们今天却远未具备融合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探讨不仅仍有必要，而且还应该有更多的投入，以促进适合东方人的心理咨询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内有关反对建立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观点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是引发是否需要另辟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主要焦点。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在于：
1. 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
文化的普遍主义观点认为，文化虽然具有地域性，但比起心理的差异性而言，人类自身存在的共同心理规律是主要的。而根植于西方，以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几大心理学派，如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虽然其理论带有浓烈的西方色彩，但其中隐含的对心理现象的解释却都能在东方文化中找到它的原型。如徐红等人在《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沟通》一文中指出，尽管“以人为中心疗法”突出个体的自我依赖，自我负责，与中国人强调集体意识、协作精神的传统存在冲突与矛盾，但罗杰斯的治疗方法与中国的文化还是有些渊源的。例如，“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与中国文化的性善论;“以人为中心疗法”的非指导性原则与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以人为中心疗法”的治疗目标与道家文化追求的“去伪存真”的人生目标[1]。
而中国古代医典的许多传统心理治疗方法，如移精变气法，“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引自《素问·移精变气》)。此类方法主要通过解释疾病的由来，转移患者的注意、情绪，以改变病人的心理状态，既可以是把心理疾病转移到躯体上加以排除，也可以将躯体疾病转移到心理上，为病人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以达到治疗效果，这与现代心理学运用的一些注意转移原理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而为大家所熟识的“以情胜情”法，如恐疗，通过刺激病人使其“大惊之，亦可已”治疗人体功能活动的失调，这实际上就与西方暴露治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我们通常朋友间常用的开导劝慰法也有着西方心理疏导和支持性心理治疗的影子。因此，东西方的许多差异颇有些“旧瓶新酒”的差异，人类的心理规律和表现终究是共同的。
2. 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助于相互汲取并实现整合
文化的概念是空泛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反对主流文化、亚文化、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提法。这种观点认为，目前，网络的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融合，绝对的文化观将越来越不合时宜。文化的融合性正体现了心理的相互作用，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补充。另外，目前咨询界已有上百种的心理咨询技术和方法，本身就给人过分繁杂的感觉。而单一的治疗技术在临床实践中也常常因其局限性而影响疗效，采用多种方法、运用多个心理咨询理论，在不同的治疗阶段加以运用在咨询界已甚为普遍，拘泥于东西方的差异，除去不必要的自大心理，恐怕就是自封阵脚了。据D. Smith 1982年的调查，美国心理治疗者所采用的方法有41 %为折衷主义治疗。在美国约有1 / 3～ 1 / 2的心理治疗专家称自己为折衷。A. R. Mahrer(1989)将此称为整合性心理治疗。对于整合最根本的解释就是要冲破传统的理论框架，甚至将不同理论和技术运用到同一病人身上。而这显然是未来几十年心理治疗研究与实践的时代思潮[2]。
当然，文化的差异也并不排斥共存的可能。尤其在中国，佛教、道教、儒教并行千年，他们本来甚有差异，但也没有影响共存。香港、东南亚诸国，虽受西风感染甚重，但儒家的传统思想仍是源远流长。这种现实中的融合说明，两种文化可以并存，同一人群也能接受两种理念，就更不用说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技术了。东方式的“森田疗法”在西方被接受并产生一定的疗效，而精神分析理论在钟友彬的临床使用中成为了适合于东方人特点的认知领悟疗法，这种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正体现了融合的趋势。心理咨询的本土化并不一定非要依托传统文化，刻意自成一种东方模式。
3.普遍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建立
这种观点认为，任何理论和方法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的来访者，对同一心理困惑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心理疗法来解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可存在分离性。很多西方咨询方法在东方不适用或疗效不佳，并不一定是方法的问题，有时可能只是不适用于来访者，或者理论本身的包容性还不够，而不一定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与其去争论东西方的差别，还不如承认理论本身需要修订和完善，去努力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像物理界的牛顿三大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
二、关于建立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思考
应该说，以上有关反对建立东方式的心理咨询模式的探讨，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当前，我国心理咨询界的确存在有些人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和民族习性的不同，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论之凿凿地作出西方心理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人的武断之论，同时太过轻易地就推出自己的一些欠缺实证支持的、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新模式。因此，这样的一些反面意见，对于我们重新客观全面地对文化与心理结构以及咨询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无疑是颇有裨益的。但我们认为，仅仅根据上述的论断就认为现今的咨询应强调融合而非分裂，甚至于摒弃东方式心理咨询模式的探索同样也是不慎重的。
1.东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带来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
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具有普遍的心理规律。但东西方在对心理问题的认知、情感表达和行为方式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东方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社会义务，因此，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往往习惯于以上级、集体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存在，由此导致的心理困惑及表现也往往有着自身的特点。
(1)注重社会接纳而非自我接纳
与西方社会法制盛行、注重规则的约束相比，东方文化的“礼义”道德影响是巨大的。 “克己内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的道德说教，界定了东方人日常交往的行为方式。人们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人际胜于重个人。“社会是否接纳”成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个体最大的惩罚不是严刑而是被整个群体孤立和疏远。
这种过分强调社会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人们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与处理之中。如何掌握并且灵活运用这些人际交往准则，以便在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维持自己切身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引起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根源。不敢表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情绪，对个人的生存价值不敢公开追求，具有明显的压抑自我的内向性格，事实上，这种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对自我价值的否定。
(2)理想与现实自我的矛盾
中国人自小就肩负着遵从家长命令，延续家族血缘，实现父母期望的责任，以父母满意而不是自己满意的方式去成长、奋斗，使得中国人很少有机会按自己的意志与喜爱去选择自我，这些被剥夺了自我的国人，在别人为他们所选择的工作与生活道路上，一旦遇到挫折和不如意就容易产生迷惘、焦虑、恐慌退缩等神经症倾向。
而这种对社会、家庭、人际的过多关注，和西方的文化有着极其悬殊的反差。西方人重规则胜于近人情，重自我胜于重社会。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个人欲望的合理性，认为欲望的和本能的过度压抑会产生精神病理状态，趋向健康的生活道路应该是“疏导”，通过创设一定的环境，提供一定的帮助，使人能够满足所需，能够自我实现，而不是压抑自我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平衡。因此，若我们单纯运用西方的许多理论和技术，使其接受真实的自我，并学会自我主张，我们往往会发现咨询的开始往往是有效的，也颇得来访者的认可和接纳。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自我主张成了“好出风头”、“自私”、“集体观念不强”，恐怕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改善，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内心的焦虑和冲突。许多咨询者在接受咨询后常感慨自己缺乏拒绝他人的技巧，自我决断力不行，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灌输后自我觉醒而又不能实现的感慨，导致的是更进一步的自信缺乏和情绪低落。应该说，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引发的冲突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一个人从小形成的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化和环境的无形压力是不容忽视的，若当事人最终无法走出这些冲突，恐怕形成的就是更深的防御和自责。更何况，任何文化都是有其利弊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协调、欲望的满足与抑制，究竟该把握怎样的度，哪怕在现代西方社会也是颇有争议的。西方近代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寻找和研究适合东方传统的调适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心理影响，而不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才是解决心理困惑的正途。
(3)躯体化的行为表达
另外，东方人内敛而含蓄的性格本身也使得东方人不善于也难有机会向别人袒露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而传统文化中强调“慎独自省”的价值观又使人们形成了仅靠自身的力量来化解个人内心矛盾的习惯。过度的控制和压抑十分明显，表现在心理问题上，就是躯体化的问题比较多，如失眠、头疼和肢体无力感等。而如果利用西方常见的精神分析方法，常常会导致病人的强烈抵抗，认为心理医生有把自己问题复杂化的倾向;尤其是病程较长的病人，他对于咨询者忽视自己外在现实的躯体痛苦而过分追究内心精神原因的探讨也会多有不满，尤其是在几次咨询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而这显然和东西文化在看待和评价人生事件的普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是有关的。因此，如何在西方基本的人性关注和无条件接受的基础上，通过适合于东方人的方式实现心理辅导所要求的自我发展和再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而病人当下所最为关注的躯体问题的弱化和调适，不是单纯依赖于药物的帮助，而是如何通过更巧妙的心理疗法去化解，恐怕也时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在东方式的传统咨询方法中是有着许多亟待挖掘的宝藏。
2.东西方的真正融合需要形成有中国自己影响力的理论
应该说，文化的融合始终是一种趋势。但在缺乏自身的根基的情况下盲目寻求融合，只会使我们的咨询界成为西方理论的大卖场。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使我们事实上最有可能在这方面与西方对话。如果我们仅仅跟随他人，那只能永远是跟随者。如果我们从东方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就能从一个高起点上与国外同行交流，就容易形成有中国自己影响力的理论。
早在1969年，韩国心理学者李东植就提出东方的道德思想是西方社会克服现代文明缺陷的唯一道路，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方心理咨询者和治疗者应从西方的理论方法中摆脱出来，代之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方法。[3]这一事件不仅说明了东方国家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也反映了文化本位思想的抬升。这对于克服西方文化的缺陷，重建东方文化的自信，建立适合本国国民的心理咨询模式是有利的。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主导的文化，决定论的、终极的探究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大师铃木大拙在《禅与心理分析》[4]一书中曾以东方和西方为题进行过专门的对比，他认为，比之西方的分析性或智化的态度，东方的观念是更有创造性的。西方的“科学客观”精神使得它始终将观察者和所观察的对象区分开来，强调分析和绝对理性，避免主观经验的影响。而这种分离本身就使得它始终无法成为对象本身。这种把具体经验抽象化的过程就使得它一定要把生活与感受至于一套分析之下，缺乏感情的深度。而东方文化则相反，它是注重感受的，它并不排斥主观感受，甚至认为，一个观察者只有努力成为观察对象才能充分了解对象本身。这种观察者和对象的合一，正是东方一贯的整体的、感性的态度。
铃木大拙认为，西方的机械化、智力化的行为是讲求功利的，缺乏精神上的美感或伦理精神。他曾用庄子的工作哲学为例进行了分析。一个农夫用桶从井里提水，一路人不解，就问，“你为什么不用桔槔?那会比较省力，并且能够干更多的工作”。而农夫却回答：“我知道它省力，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不用它。我所怕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机械，人的心变得像机器，使人散漫怠惰。”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东方人喜欢为了生活而生活，而不是把它变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他们喜欢工作，是为了工作自身，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工作意味着完成某件事。但是当工作的时候，他们享受着工作，而并不是急急忙忙想把它完成。这种对工作的不同哲学恰是东西方的最大差别。对东方人而言，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而西方则是分离的。应该说，这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解释现代西方社会普遍的意义缺失。我们认为，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西方借鉴的，但是由于我们自身的钻研不够，不仅没有发扬光大，反而日益西化，走入同样的误区而不能自拔。这种现象对于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的长远发展并无益处。如何从东方悠远绵长的文化中汲取精华，寻找和挖掘丰富的道德宝库，才会找到真正应和东方人内心的调适之法，赢来东方心理咨询的春天。
3. 普遍的咨询理论的建立需要东方心理咨询理论的更大发展
心理学过分繁杂的理论和流派，一直是心理学是否可以算得上是一门科学的争议所在。而心理咨询界也不例外。是否存在普遍的、一统的咨询方式和理念，一直是咨询界所探讨的。现在很多的咨询模式都有一定的模式和程序可循，是其走向科学规范的表现。但综观所有的咨询流派，除了森田疗法的“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具有东方道法自然的传统之外，鲜有东方文化的影子。这样的不平衡的发展态势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基础咨询理论的建立的原因之一。试想，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咨询流派又有什么理由，要给予东方文化一个应有的地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西方民主对于东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产生的原因如出一辙。没有力量，就没有地位，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正如前面所论，东方文化有着许多独特的、有别于西方的看待和应对世界的视角，甚至可能是解决西方困惑的重要出路，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推介显然是不够和缺乏的。我国传统的身心合一的观念、“七情”与身体健康的关系，以及情志相克疗法等等，为大家所熟识也颇引以为豪，但真正能在咨询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形成理论和模式的却似乎没有;而许多传统的养生和治疗方法，如理疗针灸、气功推拿、武术、中药调理以及琴棋书画，他们的适应症和特定人群是什么，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如何，基本的原理如何，都缺少足够的研究和推广。无怪乎西方人总将东方视为神秘而懂妖术的国度。
我们认为，西方人看待东方的方式总是有别于东方的，要推广东方的理念，实现东西方的真正的融合，就需要我们自身加强研究和推广，尤其是以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森田疗法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绝对卧床期”、“轻工作期”、“重工作期”、“生活训练期”的提法都比较符合西方讲求客观、可重复验证的原则。我们很多传统疗法的推广恐怕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结合。只有东西方比翼起飞，在相互的沟通和碰撞中找到共通点，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突破和发展。
不同的文化在心理疾患的形成、表现及对待的方式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试图用一统的咨询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圈实施是需要条件和准备的。这就像早期心理学试图通过排斥文化的存在来保证自己对所有文化的普遍适用性，最终必将会走入死胡同。因此，我们认为，综观当前心理咨询的现状，发展东方式心理咨询的建议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研究出切合实际有我国特点的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并与社会各部门紧密合作，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咨询机构，这样才能为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提供保障，才能把我国的心理咨询工作上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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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红，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沟通.心理科学.2000， (1)
[10] 颜世富.中国传统情绪疗法及其运用.心理科学.1996， (5)
作者简介
1. 郝丽萍(1953.12)，女 ，浙江杭州人，爸妈在线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分院副教授，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主要从事德育、心理研究。联系电话：(0571)86919040;电子邮件：hlp@hdu.edu.cn;通信地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分院 (邮编310018)。
2.朱华燕(1973.3)，女，浙江金华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分院讲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系，心理学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心理与社会心理研究。联系电话：(0571)85906017;电子邮件：cwwzhy@hzcnc.com;通信地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分院 (邮编310018)。
[1]徐红，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沟通[J].心理科学.2000，(1)
[2]孙凤，李兆生.中西心理治疗之比较[J].心理科学.2001，(3)
[3]李将镐.对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探索[J].应用心理，1996，(3)
[4]铃木大拙、弗洛姆著.禅与心理分析[M].民间文化研究参考丛书.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