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自强人格及其培养

　　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以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为人生价值观的伦理文化。渊源于《周易》的儒家自强思想和精神，在随后的先秦儒家重要典籍《论语》、《大学》、《孟子》以及宋明时期朱熹、吕坤等大儒的著作中继续得到体现和论证。我们将以《大学》作为研究蓝本，辅之以儒家其他典籍对其自强心理学思想作一探讨。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据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后朱熹把它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四书”，成为“四书”之首。《大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宋以后成了科举考试的依据以及编写启蒙读物所要贯彻的思想。因此成了后世人人必须诵习的重要儒家经典，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大学》中所蕴涵的自强思想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为中国历代读书人提供了一种奋发进取的方向以及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以《大学》为研究蓝本的儒家自强人格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 自强者的人格或境界

　　《大学》开篇就展示了儒家“三纲八目”的追求和自强精神。“三纲”指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这‘三纲八目’而展开的”[2]。从心理学层面看，“三纲”反映了自强者所追求或要达到的一种人格境界。

　　1.1 明德——一种仁爱、弘毅人格

　　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品德或高尚的品德。从儒学看，就是孔子讲的“仁德”。孔子把“仁”看作理想人格或健全人格的首要和基本的要素。从《论语》20篇来看，“仁”的论述贯穿于始终。孔子对“仁”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仁”的思想反映在对不同学生提问的不同回答中，这体现了孔子一贯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也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性。归纳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两点：(1)以忠恕为核心的仁爱人格。包括恭、宽、信、敏、惠、忠、恕、敬、讱、刚、毅、木、讷、克己等人格特征。曾子概括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种仁爱精神或人格为后儒孟子、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继承和进一步的阐发[3]。(2)弘毅的进取人格。“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几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要成为仁者就要经过一个艰苦的磨炼过程和不息的奋斗过程。这也是孟子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要经历的。明代大儒吕坤认为“懒生疏，谨自勤”，因此圣贤都是“勤励不息自强”(《呻吟语·修身》)。这些都体现了仁者所应具备的意志坚强、目标远大和艰苦奋斗的品质。

　　儒家的仁爱人格是一种由内修到外用、由己及人的过程，上述的讱、刚、毅、木、讷、克己等人格特征是向内的，是一种内修人格;恭、宽、信、敏、惠、忠、恕、敬等人格特征是对别人来说的，是一种外用人格。因此，儒家以忠恕为核心的仁爱人格兼具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主要是一种道德人格。儒家思想常有一种激人向上的力量，在于仁德中蕴涵的这种生生不已、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

　　1.2 亲民——一种革新人格

　　程颐和朱熹认为“亲民”应为“新民”，即使人弃旧图新。“新”是革新、创新之意。《周易》中所蕴涵的革新思想，在这里进一步得到阐发。《大学》引了商汤王刻在浴盆上的警句(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的《康诰》篇所说的“作新民”以及《诗经》上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来解释“新民”，以此强调人要不断革新自强。朱熹则从道德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把“新”的内容局限在“德”方面。他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大学章句集注》)。又说：“君德既新，则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则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四书或问》)。这是朱熹对“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解释。当然，“新”的内容不仅仅是“德”，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要不断革新。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本身就蕴涵着这种革新精神或思想[4,5]。作为个体的自强者亦不仅仅是“日新其德”，还要在思想观念、科学研究以及其它工作方面“日日新”。

　　从个体自强人格的取向来看，“明德”是一种兼具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仁爱人格，“新民”则完全是一种社会取向的革新人格。“明德”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论述自强者所要追求的一种道德人格，而“亲民”则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的取向来强调人要不断革新自强。

　　1.3 止于至善——健全人格的终极目标追求

　　“止于至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知道自己所止之处;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达到完美的境界。《大学》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知其所止”进行了解释，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重要的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从自强心理的层面看，所谓“知其所止”是指一个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能够审时度势、遵循规律，明确自己所要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并能根据变化的现实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作为自强者要具有自知之明、通权达变、尊重规律等品质。孔子非常赞赏这些品质。他在评论卫国的两个大夫时，称赞其中的蘧伯玉是君子，因为他能够做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论语》中多处提到这种观点。孔子对弟子漆雕开的自知之明也极为赞赏。他亦说自己做事是“无可无不可”。由此可见儒家是主张通权达变、自知之明的，而非一味地不顾现实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明代儒学经典《呻吟语》对自强要遵循法则、规律的思想进一步给予了阐述。它认为人生天地间，无论是思考、讲话、做事、与人交往还是接触外物都要遵循一定的道理或法则，因此从儿童到寿终，无论白天黑夜都要秉持自强不息之心，即“细行小物尚求合则，彝伦大节岂可逾闲!故始自垂髫终于属纩，持一个自强不息之心，通乎昼夜。”又说“贤人念头只认个可否，理所当为，则自强不息，所不当为，则坚忍不行。”(《呻吟语·存心》)。

　　“至善”是指一种完美的境界，朱熹解释为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它是“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的最终发展归宿，也是对二者发展的目标要求，要求在实践中把“明明德”的内在修为和“亲民”的外在事功这两方面的个体主动性行为都发挥到最高点。从人格心理的角度看，“至善”可理解为一种健全人格，它是前述的仁爱人格、弘毅人格和革新人格的进一步发展，是个体人格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论语》中孔子把这种“至善”人格称为“成人”人格，它的理想特征是智、仁、勇、多才多艺以及具备礼乐修养。这种人格标准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现实针对性，它的现实标准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讲信用、重承诺(《论语·宪问》)。关于儒家理想人格或健全人格的内涵及演变，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概括：“仁、义、礼、智、浩然的意志力量是儒家人格的内涵”[6]。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有“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忠恕的道德品格;博施济众的高尚情操和志向;中庸的气质和风貌;志于道的理想信念;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等[7]。从先秦到近代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儒家的理想人格呈现出“重义轻利”、“内圣外王”、“孔颜乐处”、“忧国忧民”、“杀身成仁”、“平民而圣王”为主要特征的演变过程[8]。

　　2 自强人格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学为人们展示的一套人生自强的阶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修身”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和根本，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是“独善其身;与后面的“外治”项目连在一起，是“兼善天下”。两千年来，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追求，铸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强人格。

　　2.1 格物致知——一种实践学习

　　《大学》中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原本是没有的，后朱熹访照二程的意思进行了补文。“格物致知”在南宋以后成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朱熹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指“推极吾之知识”。亦即通过对事物的认识、研究而获得知识。“格物致知”的过程是一个由近而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逐渐积累而达贯通的过程[9]。它主要是一种实践学习的过程，而非从书本到书本的间接学习过程。朱熹认为这种实践学习是要持之以恒、付出极大努力的，即要 “至于用力之久”的。此外，他在解释“明德”时，提到要“自明”，也就是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学习，最终才能养成高尚人格。《论语》十分重视学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并认为学习是获得“道”的途径，即“君子学以致其道”。主张“博学”和 “圣人无常师”。孔子根据学习态度把人分为四等，即“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由此可见，孔子不仅重视学习而且赞赏主动学习的人。从自强人格的培养来看，学习应是一个重要途径。不仅要进行广泛地学习，向所有能够请教的人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动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2.2 诚意正心——理与情的关系

　　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在众人面前表现诚实容易做得到，但在独自一人时却很困难，所以《大学》中提出要“慎独”，也就是一个人独处时要谨慎，因为这时没有他人和外界环境的监督，有可能不能做到诚其意。简言之，就是要求人前人后要一样，一切都发自肺腑，来自内心。但仅有诚意是不够的，因为诚意可能被喜怒哀乐惧等情感支配役使，使我们成为情感的奴隶而失去控制。所以在诚其意之后，还必须正其心，即用端正的心思(理智)来驾驭情感，进行调节。否则就会为情所牵，导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在《大学》中，“诚意”是从人的情感来讲的，“正心”是从理智方面来谈的。明代儒学经典《呻吟语》以“存心”为篇名，专章论述了通过理智调控情感保持平和心态以达自强的过程。认为“恣情纵意，而各求遂其所欲”是不符合“还本归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的，因而也无法做到“持一个自强不息之心”。因此，要求要“存心”，即做到“当可怨、可怒、可辩、可诉、可喜、可愕之际，其气甚平”。并且对情感、欲望的克制要做到毫不松懈，因为“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只有把“意念沉潜得下”，把“志气奋发得起”，才会“何理不可得?”，“何事不可做?”。 当然，情感与理智，诚意与正心不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正心不是要完全摈弃喜怒哀乐惧等情欲，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只是说要让理智来克制、驾驭情欲，使心思不被情欲所左右，从而做到情理和谐。吕坤认为“得、失、毁、誉”等情欲只有如尧舜等这些圣人能完全去得掉，平常人甚或君子都去不掉，能做得只是“籍以检身”，即如何用它们来约束自己(《呻吟语·存心》)。总之，从如何处理理情关系的角度来培养自强人格也是一个主要途径。

　　2.3 修身——克服偏私是最重要的

　　《大学》中所提的修身主要讲如何克服偏见或偏私这样一种品德修养问题。如上所述，修身是自强追求各阶梯中的中间过渡环节。在此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实践学习、理智与情感关系的处理都是针对自身进行的;在此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扩而言之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可能会存在一个偏见或偏私的问题，因此，在此之前就要通过修身来解决。《呻吟语·卷二》专门有一章论述修身问题。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达到“勤励不息自强”。修身的内容涉及“挺身独任”、“策励精神，点检心事”、“明理省事”、“恭敬谦谨”、“仁恕”、“浑厚”、“勤俭”、“自立”、“为善”、“沉静”、“慎独”等。并认为在修身的过程中不护短、不偏私能使人进步最快(即“修身以不护短为第一长进人”)，提出通过每天不断反省(点检)自己，来克服偏私，保持公正。孔子在回答子张问如何提高品德时说，偏私会导致糊涂、迷惑，不利于品德的提高(《论语·颜渊》)。总之，儒家十分重视克服偏私在品德修养中的作用。要培养自强人格，可从克服偏见、偏私始。

　　2.4 齐家治国平天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自强过程中的外用(王)阶段。从齐家、治国到平天下是外用发挥的不断扩大过程。《大学》认为这种外用或外王过程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涉及的是人伦和礼的运用。换言之，能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能够用“礼”规范和约束自己及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就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者中，“齐家”是基础。因为家庭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父子关系可推广为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可推广为朋友或平辈关系;夫妻关系可推广为异性关系。能处理好家庭各成员间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家庭之外的各种人际关系。正如《大学》所云：“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大学》十分强调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又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是对前述儒学“恕道”人格的进一步阐发。孔子亦十分重视在处理人际关系和治理国政时以身作则、表率的作用。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总之，儒家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儒家文化亦是一种人际关系取向的文化。因此，在自强人格的养成教育中，重视人际关系能力的培养，并养成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品质是十分重要的。

　　3 小结

　　综上所述，仁爱人格、弘毅人格和革新人格是儒家自强人格的主要内容，这些人格包含丰富的内涵，涉及恭、宽、信、敏、惠、忠、恕、敬、讱、刚、毅、木、讷、克己、变革、创新、意志坚强、目标远大、艰苦奋斗等具体的人格特征，其最终发展归宿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即“止于至善”。儒家的自强人格既具有个人取向，也具有社会取向。它以个人取向为基础和出发点，以社会取向为最终目标，从个人取向逐渐扩展至社会取向。实践学习、克服偏私、正确处理理情关系和人际关系是培养儒家自强人格的4个最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