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一文中，作者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心理学以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阐述了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心理学的意义，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及其发展的影响。本文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有关“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论述：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我们曾经于2年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一文，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的意义，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那么现在，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为题目，我们的基本的思路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因为其中所表述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将要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拟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考：1，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2，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3，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一、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是人们所常听到的比喻，就心理学而言，实际上，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因而，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 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 S. Hall）与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1] 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高尔曼（D. Gole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1996年，我们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20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整合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同时为帕露？阿图（Palo Alto）的“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我们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令人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于是，同样的故事有许多。那么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的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也正是引进了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meditation）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2] 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1942年前后，马斯洛在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3]
“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个人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成立了国际超个人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1980年，沃尔斯（Rogers N. 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性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4] 10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o: 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是二十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贡献，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荣格后来知道，那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们一样，荣格对被称为“蝴蝶道者”的庄子从来都是心向往之。
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已经80余岁高龄的荣格，心有感触地说：“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5] 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荣格与“道”的内在沟通。
荣格通过汉学家卫礼贤，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蕴，他被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所深深地震撼了。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6] 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6] 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6] 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中获得了充分的灵感。
（三）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
荣格作为心理学中的智者是当之无愧的，而他也正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充分的灵感与智慧；马斯洛也是如此，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乃至他所提出的超越性心理学，都无不渗透着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灵感的痕迹。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我们谨在此选择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心理学家，作一综合性的描述。
与荣格和马斯洛同样具有影响的弗洛姆，曾经出版《禅与精神分析》，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其中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会在他的著作中，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的启发。他本人也曾经在写给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其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7]：
尊敬的教授先生：
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为我们的《意象》杂志撰文，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辞条。
顺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洛伊德
1929，5，27
最近十几年来，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智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加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论，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随后不久他在美国《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一文，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一书（Gardner H. 1989），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
高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在茄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书，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当我们与高尔曼博士通讯和交往之后，始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东方心理学家”。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
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们曾与他交往多年，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当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与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下任主席，等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在199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所演讲的题目便是“中国的道与分析心理学”。1995年8月，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与会者超过500人，来自世界各地，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大部分分析心理学家，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曾经在1998年12月组织与主持“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8]，与会中外学者80余人，会议所收到的几十篇论文，正是对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总结，正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反映，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体现。
利策玛（R. Retsema）博士曾作为爱诺思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的主席四十年之久，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爱诺思《周易》本版的主要翻译与撰写者。而“爱诺思”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家，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纪念碑。“爱诺思”[9]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她便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影响世界的见证。
三、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我们在“心理学与中国文化”[10]一文中曾经说过，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念佛生西方”，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我们看来，惟有“心”与“脑”的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惟。
实际上，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并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颗“心”。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心”的意义。
若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是增进人对其自身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自我或自性的发展。自我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信念。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Ego，而且要发展我们的Self；我们不但要发展的我们的头脑，而且要发展我们的“心”。
于是，一种为了人的整合性发展的心理学，也应该是一种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因而，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初次读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的时候，便曾经为他们对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其著作的“结论”中说：“当这本书的第一版约20年前出版的时候，我们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但最后他们谨慎地说：“心理学的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就近期而论，似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重点经常转移，定义性的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因此，我们只能总结说，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征时将反映出人的本性。”[11] 若是心理学能够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那么这种心理学就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
在准备“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为大会设计了一个会标，取自汉字“思”的象形，上面为“头”，可比喻为西方心理学，下面为“心”，可象征中国文化心理学。
我们在大会上也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说明：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尽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但是我们以“思”为象征，所强调的并非是东——西方的差异，而是其中的统一性或整合性；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以及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追求，也在于其中的统一性与整合性。
《易经？系辞》中注解“咸卦”之感应时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是一种理论的整合性，也是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我们希望，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发展，将真正体现东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将真正成为一种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学。于是，我们在国外以“Psychology of Heart”（“关于心的中国心理学”）来讲学的时候，不仅仅为了是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想以此题目，来引发西方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己本心及心灵的重视。这心，是人类之心，是人类所禀赋的天地自然之心。因而，这心是同一的，这心具有统一性。当我们的心理学真正拥有了这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一种统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