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团队管理中的戒律

所谓团队的概念，即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这些人具有互补的技能，对一个共同目的、绩效目标及方法做出承诺并彼此负责。

　　而任何一个团队的建成，必须具备一个绝对的基础，这就是团队的制度。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相同意义的词语来描述它，譬如，规章、条例、约定等等，诸如之类的意思很多，但是它们的中心思想旨在表示，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游戏规则”。尽管因为每个团队的类型不同，所制定的规条也肯定是各有千秋，但是团队的游戏规则再复杂，你只要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核心内容，不过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八个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很现实的理解，其实每家企业、每个团队的规章或制度都是在保障这种精神在公司生命里的延续。可是这个道理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往往做不到很好的执行。尤其是企业在危急关头，需要人心的凝聚和力量的集结之时，目前社会之中上演更多的，常常是一幕“树倒猢狲散”的悲剧；就算企业领袖能携众人之力，力挽狂澜于危难中屹然不倒，然而在论功行赏之时，又会因为分配不均，或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而埋下人心尽失的伏笔。

　　所以一个团队能否做到真正的合作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团队规模的大小、团队运作的方式、团队制度的完善等，当然这些因素也在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团队的发展。但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一个团队都是由人构成的，而每个人又会因为性格、学历、思想、价值观、成长经验的不同，产生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度，因此又会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产生完全不同的表现。说得好听一些，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幅独特的心灵地图在引导我们为人处世”；说得俗气一些，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之下；说得再难听一些，其实彼此都在“心怀鬼胎”。所以一旦觉得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或没有达到如愿的体现，无论是“难”或是“福”，都不会再去同享、共担，这样的团队势必会面临解体的绝境。  

　　要想做到真正的合作，所有的团队都必须处理这个难题：规范员工外在的行为和行动并不困难，但是要整合员工内在的思想和心态却是极为困难。在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团队中，只有两种类型的团队能比较好的解决这样的困难；一种是军队，只要是战士都能明白“生”与“死”的哲学，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渴望促使他们必定做到团结和合作，因为死去的人无法再计较所失或所得。还有一种就是宗教团队，共同的信仰决定他们必须遵守共同的戒律，凡是信徒谁也不敢违抗这种强大的力量。所谓信仰就是从内心深处的信奉和认同，他们的思想在支配他们身体力行着。

　　或许你可以理解为是种巧合，全世界成功的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之中都有这两种成功团队的影子，美国的许多企业深受西点军校和海军陆战队的管理思想熏陶，忠诚与“我们为彼此而战”的精神融入企业团队后，才会让员工做到能够彼此尊重、互相信任、可以依赖，才能让更多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之列。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一词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它的最早实践者却是日本人。二战中日本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世人都以为它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不久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日本产品相继敲开世界各国国门，特别是电视、汽车等占领了美国大部分市场时，美国不得不开始研究起日本经济发展的奥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日本企业发展迅猛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于是企业文化成了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首要原因。与各国的企业文化相比，日本企业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就是日本企业文化最大的特点。

作为企业文化神经中枢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家精神和宗教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经营理念、经营思想，经营哲学实质都是企业家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它是企业家管理的指导原则，通过它把企业的员工凝聚起来，形成共同的志向和精神动力。日本的企业家把宗教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经营哲学中，“产业报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和睦相处，上下一致”等思想正是和佛法六度中“持戒”度的最好体现，而这一点和儒教的“和”也有着莫大的相似性。

　　在大多数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中，绝对不会将“赚取利润”这个任何企业都必须达到的目标放在首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强调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如松下电器公司就把“产业报国”放在第一位；丰田公司社训的第一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日本TDK公司精神：“创造：为世界文化产业作贡献”。

　　日本企业家们在谈论企业目标、经营哲学时，与其说是产业者在发表经营心得，还不如说是一位宗教得道者在传教布道，他们的谈话充满了哲学思想，“企业生存目的，企业如何生存”这些现代管理问题经过他们的注解都提升成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发展、生存的哲学问题。有的企业直接将宗教问题导入企业的经营哲学中。如丰田汽车公司就明确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正是这种“感激、报恩”的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生产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由于宗教的影响，导致了企业的经营哲学都以伦理思想为基础，再加上各个企业家的观点，到处开花结果，形成了仿如宗教的各种流派，而企业好像是各种宗教，不过这只是局限在各个企业内部而已，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企业宗教现象”。

　　除经营哲学之外，日本企业日常的一些常规活动也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松下王国里，它的每家公司都设有一个道场，专门用来供奉佛像，公司的高级职员每周都要来这里，由主持道场的和尚给他们讲法，使他们净化心灵，更好地执行公司的有关命令。作为松下创始人的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他一生中最尊重的顾问也是他的经营导师就是一个和尚——日本近代著名的高僧加腾大观（注4）。师徒两人最成功的合作，就是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将企业与宗教的各种教义、精神和公司的运作巧妙结合起来，然后灌输给企业员工，使他们相信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地是追求人类生活的共同幸福。

　　在这些成功企业家的言词里，处处体现着“因果报应”、“顺应同化”的宗教精神，他们用这种充满灵性的宗教手法来解释企业与社会、员工与上司以及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必须以“仁爱”的态度来相处，企业发展以人为主，贯彻这种人本主义就是“和”的精神。利用宗教活动，企业家很好地协调了企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把下属的思想引到他们所希望的境界，从而在管理层内部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避免了企业的内耗。

　　朝会、晚训、社歌等可谓日本管理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在公司每天上下班前的二十分钟里，所有员工都必须集中在一起高唱社歌，背诵社训或检查自己的过失。他们深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所有员工心灵的一致。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真的做到让每个员工就同一个问题作出完全相同的回答，而且这是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据说无论你问松下公司的任何一个员工，他们公司生产什么？他们都会一致回答说：“我们公司是培训人才兼生产电器的公司。”可见他们对人才的重视和对公司经营哲学的执著追求。这些如同佛教和尚每天敲钟念佛，基督教徒的祷告一样，在每天不断地重复强调之下，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被潜移默化了。

日本企业就像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宗教，都具有自己的宗教思想，企业最高领导者就是教主，他为实施自己的教义，不断向他的教徒传播他的经营哲学，企业员工则是一群宗教的狂热信徒，为维护他们的信仰，可以舍身取义，这也不难想像日本企业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取得令人难以想像的成绩。

　　或许你会觉得日本企业的成功，其中隐含着其民族精神的特殊性，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许你会觉得西方企业的成绩是因为上帝的“恩惠”，谁叫他们离上帝生活得近一些呢。而我们历史上的辉煌，要远远大于他们现今的骄傲。

　　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在任何时间段，随便什么环境下，企业想要发展，必要的条件就是团结和凝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信仰。一种为自己负责的信仰，一种去做正确事情的信仰；一种渴望成功的信仰。

　　话说一位小和尚坐在地上哭，满地都是写了字的废纸。“怎么啦？”老和尚问。“写不好。”老和尚捡起几张看：“写得不错嘛，为什么要扔掉？又为什么哭？”小和尚继续哭：“我就是觉得不好。我是完美主义者，一点都不能错。”

　　老和尚拍拍小和尚：“问题是，这世界上有谁能一点都不错呢？你什么都要完美，一点不满意，就生气，就哭，这反而是不完美了。”小和尚把地上的字纸捡起来，先去洗了手。又照照镜子，去洗了脸；再把裤子脱下来，洗了一遍又一遍。

　　老和尚问：“你这是在干么啊？你洗来洗去，已经浪费半天时间了。”小和尚说：“我有洁癖！我容不得一点脏，您没发现吗？每个施主走后，我都把他坐过的椅子擦一遍。”“这叫洁癖吗？”师父笑笑，“你嫌天脏、嫌地脏、嫌人脏，外表虽然干净，内心反而有病，是谓不洁净。”

　　小和尚要去化缘，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为什么挑这件？”师父问，“你不是有洁癖吗？”小和尚有点不服气道：“您不是说不必在乎表面吗？所以我找件破旧的衣服。而且这样施主们才会同情，才会多给钱。”

　　师父瞪起了眼睛：“你是去化缘，还是去乞讨？你是希望人们看你可怜，供养你？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透过你度化千万人？”

　　老和尚圆寂了，小和尚成为住持。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医疗箱，到最脏乱贫困的地区，为那里的病人洗脓、换药，然后脏兮兮地回山门。他也总是亲自去化缘，但是左手化来的钱，右手就济助了可怜人。他很少待在禅院，禅院也不曾扩建，但是他的信众愈来愈多，大家跟着他上山、下海，到最偏远的山村和渔港。

　　小和尚说：“师父在世的时候，教导我什么叫完美。完美就是求这世界完美；师父也告诉我什么是洁癖，洁癖就是帮助每个不洁的人，使他洁净。师父还开示我，什么是化缘，化缘就是使人们能手牵手，彼此帮助，使众生结善缘。至于什么是禅院？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而应该在人间。南北西东，皆是我弘。”

　　戒律，在我们的心中，天地，在我们的眼中，你有没有信仰不要紧，你信仰什么也无所谓，因为人生重要的并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

　　注1：周叔迦（1899—1970），字志和，笔名云者等，秋浦（今安徽东至）县人。周馥后代。建国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1956年起，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同年，被印度摩阿菩提会推为终身会员，是我国著名的佛教专家和学者。

　　1970年病逝，著作有《中国佛教史》、《唯识研究》、《法华经安乐行义记》和《因明学》等。

　　注2：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中国佛教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其祖原籍印度，世代相国。罗什译经，质量优良。他不直译,而是采取不害原意的办法进行意译，一千五百多年来，为佛徒所喜读，他所翻译的经文，篇篇都是文笔流畅，内容深入浅出，使人读后易懂易记。鸠摩罗什是我国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翻译家中最早的一位，另外两位是真谛和玄奘。

　　他为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研究佛学,先小乘,后转为大乘，尤其着重弘扬龙树、提婆的般若性空学说。《中》、《百》、《十二门》三论的译出，为后世嘉祥建立“三论宗”奠定了基础。故罗什可称为三论宗的远祖。

　　鸠摩罗什的一生不仅对于我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他那高深的中文造诣，通过经文的翻译传播，对于扭转当时士大夫们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形式主义的文风，也起了革新进步作用。

　　鸠摩罗什的活动，对于我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很多文艺性很强的佛经。在他译的《维摩诂经》里，有许多绝妙的借物言情的文艺作品；他翻译的《杂譬喻经》里讲了好多小故事，是一部通俗的民间文学汇集，《大乘庄严论》的文章，结构也初步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这些东西介绍过来以后，对于我国文学，特别是口语化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的变文、俗文、小说、弹词甚至戏曲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痕迹。

　　注3：《佛遗教经》，又称《遗教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佛垂涅槃教诫经》、《佛临涅槃略诫经》。一卷。后秦鸠摩罗什译。

遗教，又作遗法、遗诫、遗训、遗告、遗化。是指佛陀临涅槃时所说的教法。本经是佛陀临入涅槃时，为后世佛弟子所说的最后教法，因此特称为《佛遗教经》。与《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合称为佛遗教三经。

　　注4：加藤大观是真言宗的和尚，却并非从小出家。他在寺院长大，做过刺绣工人。后来因一场大病，致使不能行走站立，时达三年。大概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吧，笃信佛法的他又奇迹般地能够站立起来，由此，他投入佛门。和一般的信徒不同的是，他有那样的人生经历，所以对佛的信仰格外诚笃。只是他没有自己的寺院，也不靠佛事维持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