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墨子及儒墨仁爱与兼爱的根本分歧（四）

　　六 儒墨再评价

　　准确地说，君权还是民权，是墨子与孟子的分歧。

　　还是要从“尚同”说起。如果说，兼爱是墨家学说中最大的亮点，那么，尚同就是其最大的败笔。正是这一败笔，让我们很难认定墨子究竟是个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因为他这两副药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齐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墨子的药方怎么开出来的?源于他对当时社会之病的诊断。《墨子·兼爱上》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尚同上》则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显然，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二是社会缺领导(生于无政长)。缺领导，社会就会处于乱七八糟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远古的情况。不相爱，社会就会处于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这是当时的情况。因此，墨子开出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缺领导的是“尚同”。

　　墨子这话，有点不好理解。从启废禅让，到墨子在世，世袭的君主制，大约已经实行了一千六百年，怎么能说是“无政长”?夏启之前，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也都有自己的领袖，怎么会缺领导?原来，墨子所谓“无政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领导，而是缺少能够统一人民思想、观念、意志的好领导。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古者民始生)，还没有政治制度的时候(未有刑政之时)，意见是不统一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一人则一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二人则二义)，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十人则十义)。人越多，主张就越多(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主张对，别人的主张不对(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互相攻击，互相批判(交相非也)。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就像动物世界。究其所以，都因为缺少好的领导啊!这就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尚同上》)。

　　显然，墨子所谓“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说是“意见不统一”。治理的办法，当然是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那么，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哪里统一得了?因此只能由执政者来统一，自下而上统一，这就叫“尚同”，即意见与上级相同。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老百姓固然人多嘴杂，执政者难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执政者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呀!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也有办法。他的办法，是“逐级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类似说法，不再重复)。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一来，就不怕意见多了。因为上级的上面还有上级。里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乡长。乡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国君。国君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又怎么样呢?就可以实现兼爱了，因为普天之下都逐级尚同。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就是实现兼爱的第三个办法──集权。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有风险：万一天子不兼爱呢?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村民就不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爱。看来，逻辑这玩意，其实并不好玩。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何况他还选择了次圣明的人担任国君，以便“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呢?又在国内选择了再次圣明的人担任乡长里长，来协助自己。这些人，也都是贤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么，天子又为什么就肯定最圣明呢?因为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才“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

　　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第一，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圣明的天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民选?官选?还是天选?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世袭的天子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最圣明，世袭的国君也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次圣明?这些问题，墨子都没有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里嘀咕。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国君是次圣明的，乡长里长则是再次圣明的，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甚至规定，上级有过失不能规劝，群众有好事没有报告，都要惩罚(《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级必须说，上级必须听。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至少，也是“君主集权”，甚至“君主专政”。君主，拥有最高的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对争论的裁判权。这不是“君权至上”是什么?显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人民群众对统治者只能绝对服从。如果意见不一致，便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接受惩罚，哪有权利可言?甚至就连他们的提意见，也是义务，不是权利。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这可真有意思。

　　墨子的这个思想，也是儒家不能赞成的，至少孟子不赞成。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是高于君权的。谁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富贵荣华，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比方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但是，君主的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合格。如果不合格，比方说，像梁襄王那样“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那他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