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怎样开始的?

      先秦诸子著书立说，孔墨先出，老子在后，至于法家兵家，那更是后来的事。实际上道家主张“无辩”，他们是不喜欢参与辩论的。那么只能说：是墨子开启了百家争鸣。

      墨子是如何开启了百家争鸣？当然是走“非儒”的路子。有趣的是，墨子早年也以儒为师，后来又针对儒家学说的弊端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评。这在有些腐儒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东周早年，当中原学术思想还沉迷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中时，墨子的非儒思想评论，突破了当时对权威学术的迷信，实践了对思想文化的自由评判，可谓雄鸡一唱天下白，开启了百家争鸣之路。墨子的非儒实践，其自由评判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引领了春秋战国“百花齐放”一个时代的到来，这对当下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仍然具有启蒙价值。

      以非儒评论，开百家争鸣，可见墨子的文化批评必有独到之处。那么，墨子的非儒思想评论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南方在野认为，墨子的独到之处在于选题得当。具体地说，墨子与儒生辩论，选取的辩题皆直指对方的要害，且涉及当时社会问题的核心。而绝对不是象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生辩论赛”，专挑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来扯皮。

      墨子非儒，都有哪一些重要选题？据《墨子-公孟》记载，墨子与儒生程子辩论，说儒家有四种政治主张，“足以丧天下”。墨子或与儒生辩论，或直接批评孔子，其主要事迹散见于《墨子-公孟》《墨子-耕柱》，是可信的材料。

      总结这些材料，南方在野认为墨儒争鸣的中心辩题有六：天人之辩；力命之分；礼法之别；古今之争；义利之辩；名实之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六个问题：（1）信不信神？（2）认不认命？（3）如何建设和谐社会？（4）复古，还是开新？（5）义利分离，还是义利结合？（6）讲不逻辑？

      一、天人之辩（信不信神？）

      儒家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但墨家是主张明天志的，“天之兼爱天下之百姓”，“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墨子批评孔儒没有天志信仰。有一次，儒生公孟子说：“没有鬼神。”但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反驳道：“主张‘没有鬼神’的观点却劝人学习祭礼，这不是没有宾客却搞宾客之礼么，这不是没有河鱼却结网打渔么。”（参见《墨子?公孟》）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要笑了，这墨子不是搞“唯心主义”吗？且慢下结论。中华先秦哲学博大精深，不是用唯物唯心就可以分的清楚的。墨子明天志鬼神，在当时是对中原进步神学思潮的一种继承。这个还必须结合先秦神学思潮来理解，有必要专文考察。

      二、力命之分（认不认命？）

      儒家主张“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墨家主张非命，“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

      墨子认为孔儒所说的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他认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努力学习与从事，就可以改变命运。墨子有一次对儒生程子说：“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那么执政者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勤于政事；平民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努力学习与工作了，这足以使天下人丧亡。”（参见《墨子-公孟》）

      非常有意思，孔子不信鬼神，但信“天命”。孔子心中没有上帝，但他要求大家认命。墨子明“天志”，但非命。在墨子心中，上帝兼爱世人，而且喜欢勤奋的人。天志兼爱，天道酬勤。

      三、礼法之别（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总的来说，儒墨两家都赞成“建设和谐社会”。但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有分歧：

      儒家主张以“礼乐”治理天下，孔子所言“礼乐”，即血缘宗法制与等级礼乐制，儒家喜欢搞厚葬久丧，好搞大型庆典，弦歌鼓舞，以体现等级差别，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算是和谐；但墨家主张以“法仪”治理天下，墨子所言“法仪”，即平等兼爱尚贤尚同之法，墨家反对贵族阶级浪费民力厚葬久丧，反对大型庆典弦歌鼓舞，认为这并非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办法。

      有一次，墨子对公孟子说： “按照儒家所主张的丧礼：国君与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穿戴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死了，只一年；族人死了，五个月；姑、姐、舅、甥死了，也都有几个月的服丧期。又在不办丧事的间隙，诵《诗三百》，又配以舞蹈。如果用你们的言论，执政者哪一天可以从事政治呢？老百姓又哪一天可以从事事务呢？”公孟子答道：“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贫困就从事事务，国家富裕就从事礼、乐。”墨子说：“国家安宁，如果治理废弃了，国家的安宁也就废弃了。国家富裕，由于百姓从事事务才富裕；百姓的从事废弃了，国家的富裕也就废弃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现在你说：‘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就如同吃饭噎住了才凿井，人死了才求医一样。古时候，三代的暴虐之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大搞声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而自身成了刑戮之人，政权也遭到了灭亡，都是由于这种主张造成的。”（参见《墨子-公孟》）

      四、古今之争（复古，还是开新？）

      儒家“信而好古”主张“术而不作”，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只要复古就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创新；但墨家并不迷信古代，而是认为古代好的才赞扬提倡，古代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去创新，墨子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

      比如当时的儒生公孟子甚至说：“君子一定要说古言、穿古服，然后才称得上具有仁德修养。”墨子于是反驳说：“从前商纣王的卿士费仲，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箕子、微子，是天下有名的圣人。这是同说古言，而有人仁德有人不仁德的例子。周公旦是天下有名的圣人；关叔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这又是同穿古服，而有人仁德有人不仁德的例子。具有仁德修养，不在于古言古服！况且你效法周而没有效法夏，你的古，其实并不古。”（参见《墨子-公孟》）

      墨子又说“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参见《墨子-非儒》）

      五、义利之辩（义利分离，还是义利结合？）

      自孔子之后，儒家是主张将义利分离的，他们认为君子只讲义，而不言利；但墨家主张义利结合，认为义的本质，就是利于人。

      其实孔子未必认为义利分离。但从总体上来说，儒家思想是只讲义，而不言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瞧不起商人的。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与儒家这种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的。儒家说“君子固穷”，在他们那里，穷彷佛是一种光荣。

      但墨家是不肯空言仁义的。墨家之“义”，就是“兴天下之利”。 这里所说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墨子提出要增产节约“强本节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指的是开发本国资源，再加上节俭。在墨子看来，所谓的行“义政”，就要使国民富足，“欲其富而恶其贫”（《墨子-天志下》）。墨子认为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贫穷饥谨会使人性异化。《七患》言：“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墨子义利合一的思想，在今天有现实的意义。墨子说“义，利也” 又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之义，就是做加法“索天下之隐利”，就是双赢思维。

      六、名实之论（讲不讲逻辑？）

      儒家的逻辑是以名正实，比如说，要按照“君、臣、父、子”之名称来责实，以维护周礼；墨家的逻辑是以实正名，依据实际事物来命名，墨家认为名称是用来来模拟称呼实物的，不能以名害实。

      墨家是非常重视语言的逻辑的。墨家著有《大取》、《小取》，是墨家逻辑学理论和体系的大纲，也是第一个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他们认为逻辑学的基本起点是“以名举实”，即以名称来模拟称呼实物。除此之外，墨家还提出：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认为言谈之道，要“知类”“明故”“出理”。

      墨子曾经有一次批评儒者同字反复，概念模糊。墨子问一个儒者说：“何故为乐？”儒者回答说：“乐以为乐也。”墨子说：“你没有回答我。现在我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冬天避寒，夏天避暑，建造房屋也用来分别男女。’那么，是你告诉了我造房屋的原因。现在我问：‘何故为乐？’回答说：‘乐以为乐也。’如同问：‘为什么建造房屋？’回答说：‘建造房屋是建造房屋’一样。”（《墨子-公孟》）

      更有一次，墨子直接批评孔子逻辑混乱：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施政的道理，说：“善于施政的人该怎样呢？”孔子回答道：“善于施政的人，对于处在远方的，要亲近他们，对于故旧，要如同新交一样，不厌弃他们。”墨子听闻后，说：“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答案。叶公子高难道会不知道，善于施政的人，对于处在远方的，要亲近他们，对于故旧，要如同新交一样，不厌弃他们。他是问怎么样去做。没有解答人家未知的地方；而去告诉人家已知的地方。所以说，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答案。”（参见《墨子-耕柱》）

      墨子非儒，所提出的六大核心辩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引发了先秦诸子浓厚的兴趣。围绕这些核心命题，儒法名道纷纷发表看法，相互辩难。是墨子的自由文化精神，引导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