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的幸福——心理幸福感研究述评

　　1 引言

　　最近几十年，人们对积极心理学越来越关注，同时幸福感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学科的重视。当代许多问题都源自于历史上伟大哲学家的理论，因此当前有关幸福感的讨论往往涉及其哲学渊源。从哲学传统上看，有关幸福的概念与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快乐论(hedonic)与实现论(eudemonia)。快乐论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实现论则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快乐，更是人潜能的实现，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与显现。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现代幸福感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

　　主观幸福感是从快乐论发展而来，认为人的幸福是由人的情感所表达的，幸福就是对生活的满意，拥有多的积极情感和少的消极情感[1]。而心理幸福感则是由实现论演化过来的，认为幸福并不只是情感上的体验，而更应该关注个人潜能的实现。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并由此对幸福感有着不同的界定。此外，二者的研究模式，即对幸福感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研究起点等也存在着差异。评价指标方面，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三个经典的评价指标，即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总体的生活满意感;心理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则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生命活力等一系列维度。评价标准方面，主观幸福感是从自我评价的角度，以个人主观的标准来评定其幸福状态，包括自我的情感体验及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心理幸福感则是基于心理学家的价值体系，以客观的标准来评定个人的幸福。研究起点方面，主观幸福感从经验研究出发，注重实证经验和操作研究;心理幸福感则重视理论依据与理论建构，从理论出发探索幸福，其结构的提出和验证，均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因此其理论指导性更强。

　　心理幸福感在研究线路与技术手段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很多分歧，分别采取不同的幸福观点，使用不同的技术，关注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幸福的涵义。

　　2 心理幸福感的界定

　　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Aristotle提出的幸福论(eudaemonism)或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基础上的，认为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在对心理幸福感结构的探讨中，研究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分别建构了自己认为最能代表幸福感的结构。

　　2.1 心理幸福感的哲学渊源——实现论

　　在实现论(Eudaimonic)看来，幸福是客观的，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美实现。在很早的时候，Aristotle就提出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观点，他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幸福论(eudaemonism)或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由于他强调幸福是人的一种完善自己的活动，因此他的幸福论又被称为完善论(perfectionism)[2]。Aristotle围绕“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这个中心命题，探索了“至善”和幸福的德性内涵，以及达到“至善”和幸福的条件、途径与方法。

　　Aristotle肯定幸福是人的幸福，认为“幸福为心灵的活动”。快乐虽然属于幸福，但幸福却不能归结为快乐。纯粹为追求快乐的行为是不能称为幸福的，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之为幸福。他认为“至善即是幸福”，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性的活动而达到的善。幸福不是品质，而是现实活动。具有理性思辨的人会有一种崇高的目标，他能为高尚的目标去奋斗，从而达到幸福，而缺乏理性原则的人则不可能有幸福。人们要幸福，达到至善，就必须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为高尚的目标奋斗，再苦再难再险，也应该是幸福的。[3, 4]2.2 心理幸福感的不同界定心理幸福感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并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得到了自己认为对心理幸福感合理的界定，并且通过研究支持了自己的假设。

　　2.2.1 Waterman 的“个人展现”

　　Waterman认为，快乐是享乐主义的定义，而幸福感则涉及人们与真实的自我协调一致[5]。他认为幸福发生在人们从事与深层价值最匹配的活动中，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个人依据“真实自我”(trueself)努力生活，实现自身的种种潜能(自我实现)，由此产生了一种状态，Waterman称这种状态为“个人表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因此，Waterman0将幸福分成两种：一种是个人表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的幸福，是指个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活动中时，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自我得以表现，进而有助于达成自我实现的体验，是实现自我的愉悦。另一种是尽情享乐(hedonicenjoyment)的幸福，指在活动中体验到自己的生活或心理需要得到了满足。他根据自己关于幸福感的理论，编制了《个人表现行为问卷》(The Personally Expressive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 PEAQ)，用于实证研究当中，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快乐和个人表现之间的相关[5]。

　　Waterman 描述了个人表现的体验：有不同寻常的强烈的对于事情(undertaking)的投入感;与某种行为有特别的适合感，而且这种行为并不是普通的日常事务;有很强的活跃感;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有一种实现感;认为这就是人生意义所在;感到这是一个人的真实所在。人们可以通过技能的发展来达到潜能的实现，通过这种潜能的实现，个人可以体验到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2.2.2 Ryff 的六因素结构Ryff 也从实现论引申与探索了幸福感问题。他认为幸福不能等于快乐，批评了主观幸福感对于情感的过度关注，认为情感的评估不能明确地回答主观幸福感的涵义，幸福感应该定义为“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Ryff等人通过总结各种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维模型[6]。从发展心理学中，他们总结 了 Erikson的 心 理 社 会 阶 段 理 论 ( psychosocial stages )、Buhler的基本生活趋势理论( basic lifetendencies)和Neugarten的人格改变理论(personality changes)，认为健康(wellness)是一个贯穿生活的发展轨迹;另外，通过借鉴Maslow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概念、Allport对成熟(maturity)的界定、Rogers对健全人的描述和Jung对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说明，他们对幸福感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描述。从这些关于健康人的心理理论中，Ryff等人[6, 7]总结出了其中所共有的六种成分，将其作为心理幸福感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从理论和操作两个方面对心理幸福感进行了界定。这六个维度包括：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生活目标(purpose in life )、良好关系(positive relation with others )、环境控制(environment master)、独立自主(autonomy)。Ryff认为，在这六个维度中，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和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对于人的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其次是对自我的尊重和掌握[8]。我国学者以城市居民及师范大学生为样本，对Ryff提出的六维度结构进行了验证，但是得到的结果并不十分理想[9，10]。

　　2.2.3 Ryan 和 Deci 的自我决定理论

　　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是又一个以实现论作为幸福感中心概念的理论模型，其定义一方面包括自我实现，另一方面试图指明自我实现的意义及途径。Deci看来，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它还是个体的一种需要。人们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且使人们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环境[11]。自我决定理论是通往人类动机和人格的途径，它重视人类的内部资源对于人格发展和行为自我调节的重要性。因此，它研究的是人的内在成长趋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通过归纳，Ryan和Deci得出了三种基本需要——能力需要(need for competence)、关系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和自主需要(need for autonomy)[12]。这三种基本的需要，不仅是推动个人成长和整合自然倾向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建构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必要。因此，这三种基本需要被SDT理论认为是幸福感的三个基本因素，它们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人们以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养料。基本需要在人生阶段中必须要得到满足，才能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持续的整合感和幸福感。

　　3 心理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研究

　　Diener区分了影响幸福感的外部与内部因素，一种是探讨影响幸福感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生活质量和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这两类因素的影响，另一种是从个体的人格特质角度加以解释[1]。

　　3.1 人口学变量

　　Ryff在研究中将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否以及健康和能力的自我评价等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6]。总的来说，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解释量较低(3%~24%)。其中解释量最大的因素是对健康和能力的自我评价;已婚可以作为自我接纳和生活目标的预测变量;女性可以预测积极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力较弱。Keyes等人也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较小的相关[13]。

　　在年龄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的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差异。Ryff等人将年龄段划分为青年组(M=19.53)、中年组(M=49.85)和老年组(M=74.96)，研究结果表明，中年人在生活目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人，而在自主性上高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较年轻人评价自己更有环境控制力;而在个人成长方面，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人[6]。另一项研究结果基本上与此结果相一致，只是在生活目标这一指标中，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14]。Ryff等人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目标”、“个人成长”得分逐渐降低，而“环境控制”、“人际关系”和“自主性”则逐渐增高，对于“自我认识”各年龄段之间没有区别[7]。

　　许淑莲等人的研究，以中国的城市居民为样本，将年龄段划分为青年组(M=29.4)、中年组(M=49.9)、老年组(M=66.4)和老老年组(M=79.9)[15]。研究结果表明，自主性方面没有显著的年龄差异，环境控制方面中年组和老年组均高于老老年组;个人成长方面各较年轻组均高于较年老组，除中年组高于老年组尚不够显著，其余均显著;人际关系和生活目标方面，较年轻三组均高于老老年组;自我接受方面，中年组和老年组均高于青年组。对于性别之间的差异，Ryff等人发现，女性“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在其他维度上，两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6]。但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女性仅仅比男性有更好的人际关系[7]。邢占军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在自主性、个人成长、生活目标和自我接受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女性，环境掌握的得分没有性别差异，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方面，女性稍高于男性[9]。而崔春华等人以师范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总量表及环境控制、人际关系、生活目标、个人成长方面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16]。

　　3.2 人格因素

　　情感、人格和幸福感在当前很多心理学研究中都会涉及到。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三者之间却没有非常明确的区分。当前的人格理论将情感作为人格结构的重要因素。而在幸福感的界定中，也都会将情感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观幸福感中，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作为两个最为重要的维度;而心理幸福感中，也会涉及到情感的反应。Schmutte等人对大五人格因素和六维度的心理幸福感进行了相关研究[17]。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N)、外向性(E)和尽责性(C)对于多维度的心理幸福感是最为有力和持久的预测因素。神经质性与自我接纳和环境控制有很强的负相关，与生活目标、个人成长和自主性也有一定的相关;外向性与自我接纳、个人成长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之间也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尽责性与自我接纳、环境控制和生活目标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是，排除了人格与幸福感概念和测量中的种种误差因素——比如测量项目的重叠，同一方法偏差等——的影响之后，PWB与神经质性的关系则非常有限，在一些维度甚至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神经质性仅与自我接纳有较小的负相关;外向性与自我接纳、环境控制、个人目标和个人成长有一定的相关;开放性与个人成长有一定程度的相关;随和性与积极的人际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尽责性与心理幸福感的任何维度的相关都不显著。在Keyes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心理幸福感水平高的人，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13]。

　　3.3 其他因素

　　心理幸福感还受到很多生活情境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例如搬迁、照顾子女、人生目标、自我提升和应对策略。

　　已有的研究发现，搬迁前后老年女性的心理幸福感有显著的提高，尤其表现在环境控制和个人成长方面[18]，而好的心理幸福感水平则有助于老年人对搬迁的适应[19]。照顾子女则有助于老年人感受到生活的方向和目标[18]。此外，对事件的应对策略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幸福感水平，指向于问题的应对策略与心理幸福感的积极变化有正相关;指向于情绪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负相关[18]。Christine等人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提升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自我提升可以促进心理幸福感，即使在排除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评价等一系列额外变量之后，这种线性关系依然存在[20]。Kasser和Ryan研究了内源目标(intrinsic aspirations，友谊、社交、个人成长等可以直接满足基本需要的目标)和外源目标(extrinsic aspirations，财富、名望、生理吸引力等可以间接满足基本需要)与幸福感间关系的差异[12]。结果表明，内源目标与幸福感的指标之间有正相关，而与沮丧和焦虑间有负相关;外源目标与幸福感指标间有负相关。Ryan 等人在以俄国人为样本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检验了跨文化的一般性。崔春华等人对师范大学生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心理控制源对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呈正相关，内在控制性强的个体心理幸福感高于外在控制性个体[16]。

　　4 评价与展望

　　4.1 对心理幸福感研究的评价

　　心理幸福感的提出和发展，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进入新世纪来 ，以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vi的《积极心理学导论》为标志，积极心理学突露锋芒，并迅猛发展，矛头直指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消极心理学模式。积极心理学呼吁：心理学应该转换为研究人类优点的新型科学，必须实现从消极心理学(pathology Psychology)到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模式的转换，必须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幸福感研究，从学科背景上看，正是源自积极心理学的蓬勃兴起，从社会背景上看，与现代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发展理念。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先于心理幸福感，发展也较为成熟，拥有较为一致的结构和测量方法，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观幸福感仅仅从人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感，难免会有所偏颇。情感是带有即时性的，往往会随着生活事件的改变而变化;总体的生活评价只是一个大概的把握，不能完全细致地反映出个体的生活状态;此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验的，例如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发现，都是从经验研究中所获得的维度，而缺乏理论的支持。

　　心理幸福感的提出和研究，恰好弥补了主观幸福感在概念上和测量上的种种局限。心理幸福感不仅仅注重人们的情感体验是如何的，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成长，从另一个侧面来界定和诠释幸福感，使得对幸福感的理解更加的全面和深刻。其结构的提出和验证，是建立在理论而非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其理论指导性更强。由于心理幸福感的测量涉及到较少的情感反应，因此其稳定性更高，不易受到生活情境的影响。而其多维度的结构，也能够较单维度的总体生活意感更加细致准确地反应人们的生活状态[6, 7]。

　　4.2 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

　　近几年来，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整合，为更加全面地认识人们的幸福感提供了新的平台。两种幸福感有着相同的影响因素。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两种幸福感的影响往往是一起发生的;此外，人格变量对于两种幸福感的影响也是类似的，神经质性、外向性都可以有效地预测两种幸福感的水平。Ryff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虽然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一点细微的不同，但是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7]。Waterman也认为，幸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展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的幸福，是自我实现的幸福;另一种是尽情享乐(hedonic enjoyment)的幸福，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相关[5]。同时，两种幸福感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两种幸福感的出发点是不同的，SWB以快乐论为基础，PWB以实现论为导向;SWB从实证经验出发，PWB从心理理论着手。Keyes的研究中根据两种幸福感水平的不同，将人们分为四类，即高SWB高PWB、高SWB低PWB、低SWB高PWB和低SWB低PWB。并在此基础上，对SWB和PWB的关系结构进行了拟合，得出了一个交*的理想模型，进而认为两种幸福感是积极心理机能的两个截然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的方面[13]。应该看到，两种幸福感整合的同时，其内部的作用机制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Keyes认为SWB和PWB关系模型的拟合，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两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ober认为，主观幸福感中对于生活满意感的评价，既是主观情绪体验的体现，又是认知评价的结果，对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价不可能绕开认知的作用[21]。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对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价，需要涉及到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认知，其中就应该会包括心理幸福感的各个方面。只有各个方面有积极评价，才会有整体的满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心理幸福感的评价是总体生活满意感评价的前提。此外，当代的情绪心理学家认为，认知评价是情绪产生的前提。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近期情绪的测量，而心理幸福感则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认知。基于此，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不同的心理幸福感状态会导致不同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虽然Keyes等人在研究中根据SWB和PWB的得分高低将被试分为四类，但是这四类中两者得分趋势一致的人数占到了被试总数的 84%[13];因此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可以解释为近期偶然性生活事件影响了PWB和SWB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中，已经确认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究竟如何，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4.3 对中国人幸福感研究的展望

　　不同文化之间对于幸福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西方是以个人主义文化为主导的，而中国则是以集体主义、家庭主义文化为导向的。在西方社会中，可能更加看重于个体的发展与完善;而中国则可能更加注重集体和家庭的稳定与前进。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很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幸福的不同理解。Ryff在提出心理幸福感结构时指出，心理幸福感的结构可能会随着历史、文化、阶层、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改变[6]。当前的心理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实证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西方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理论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不能否认，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可以部分地适用于我国，但是在中国文化下，中国人的幸福感的具体维度和结构未必与西方所得出的相一致。我国学者对Ryff编制的六维度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及师范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试用，但是量表的结构效度并不十分理想[9,10]。邢占军等人借鉴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以中国城市居民为样本抽取了九个维度：自我成长与进取心、人际适应、自我满足感、成就感、创新意识、自我管理、自主感、压力感和未来感，并得出了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9]。中国文化注重家庭和人际关系，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理幸福感的维度中，家庭状况与人际关系必定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家庭。在西方的心理幸福感维度中，家庭状况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人际关系虽然在西方的心理幸福感中有所体现，但是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下，其在心理幸福感的整体评价中所占的权重也可能会有所差别。中国人的心理幸福感究竟是怎样的，还需要心理学家进行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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