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中的感应观念（四）

　　4　感应的实践

　　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实际主张上都体现了感应观念。

　　在人际交往上，古代心理思想重视“报”(reci-procity)的原则。“报”基于感激或怨恨之情，以求与来感者相对等。“投桃报李”、“以直报怨”都是对等原则。作为基本伦理准则的“孝”，就本于“报”的观念。所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礼也以人的回报之情为基础：“来而不往非礼也”，受礼一方自然思念回报;“往而不来亦非礼也”，行礼一方也意在唤起对方的回应。若未能回应，则行礼一方会“挑礼”，受礼一方也必觉欠对方人情。就在这一往一来之际，关系于是乎结成。所以中国人常给人以善“攀关系”的感觉。总之，中国并没有超出实际的人情感应之上的抽象伦理原则。

　　在人格方面，古代心理思想倾向于一种“高度心理学”，崇尚圣贤等理想人格。但并不把理想人格当作某种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总是将其置于感应关系中。在叙事者一方很少对理想人格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更多是呈现叙事者对于理想人格的主观印象及感受，以唤起听者的共鸣，因此常使用感叹、比兴等修辞手法，此即理想人格的放大凸起;而在听者一方则强调用崇敬之情、精神的凝聚集中以彰显理想人格，此即自身的下凹。若仅有冷静的理性分析而无敬仰之情，则无论多么崇高的人格，也与自己无关。发生感应才能形成关系，有关系才有影响：以理想人格提升自己的人格，再用自己的心印证、诠释理想人格的境界。

　　在政治上，古代心理思想认为当政者与民众之间不仅仅是如人对物一般的治与被治的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当政者固然要治理国家、施政于民，而其一言一行同时还有着潜在的示范效应;政令只能直接作用于一时一事，言行所波及的范围则更为广大久远。所以常不主张强势的控制，而相信上行下效，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言行所透露出的人格心地能像风一般有穿透力，可以教育感化民众。“德政”的治国理念显然基于感应观念。

　　在教育上，古代心理思想同样重视教者的示范效应，“身教胜于言教”，令学者心悦诚服，在不知不觉之际使其受到熏陶感染的是教者的德行而不是高妙的言论。“教学相长”强调的是教学过程中的相互感应而不是单向的灌输，教者亦受学者的启发而在人格与学识上受益。其情形如对弈，谁也不能单方面控制进程，在“联合创造”的情势下走出许多出人意料的棋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篇》)，是说教者先引出端绪，等学者受到感发而作出回应，再进一步指点，否则便不复有教;此时学者像是居于感的地位，教者反而是在应。教者如钟，不扣则不鸣，其所教都针对所问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其教育理念是：在教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学者的主动性、自主性，教者如春风时雨之化，只是助其成长，这与罗杰斯的“以受辅者为中心”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道德发展上，古代心理思想主张一种“良心教”，“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从人本有的良知良能培养道德感，而不是自外安放进一套教条。英文的“责任感”(responsiblity)由“反应”(response)和“能力”(ability)合成，可见责任感原本是一种反应能力。当我们的心能对他人身上的不幸、痛苦作出反应时，我们自会对其承担责任;若把责任看成是“应当如此”的道德准则，必流于虚伪勉强。中国古代思想正是从人心的固有的反应能力上培养道德感，中国之缺少系统的道德哲学，也与此有关。道德应以人皆有之的能力，而不是以抽象的哲学为根据。程颢曾以医学术语“麻木不仁”诠释仁(《近思录集注卷1》)：当手足麻痹者对一切刺激没有感应时，手足便形同虚设;正常机体的感觉通畅象征了人与同类乃至万物之间本是休戚与共、痛痒相关的关系。感觉的萎缩，即生命的颓靡。中国传统文化特重诗与艺术的教育，其深意在于恢复人心久已麻木的感觉。诗的作用首先是“兴”———感发人的心志，诗教的传统常欣赏多愁善感的性格，而以漠然无动于衷之冷心肠者为戒。林语堂在比较各民族性格时将敏感性作为一个维度，其中中国人的得分达到最高的3分。林氏的的观察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却不乏见地。

　　5　结论

　　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与西方主流心理学分别基于“远距作用”及“相邻作用”的原理运作，因此其内容、重心、术语、方法都不同，二者居于互补地位。在缺乏精确性的同时，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主张将自身投入到感应过程中以结成关系，通过关系引发创造性;以象征性的语言沟通情感;以感性的方式欣赏天地万物的价值、体悟其意义;贴近生活，诉诸常识。如果把心理学看成是开放的系统，能够像现代物理学一样接纳欣赏东方的古代思想，那么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异化世界里，心理学将有助于解决人类心灵的困境，重建精神家园，恢复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