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在艰苦的环境下救援人员通常超负荷地工作，他们目睹了在救援过程中的惨烈场景，也会生出一系列不良心理反应，他们的心理状况同样需要我们去关注。日前，记者奔赴灾区，了解救援人员出现的心理问题，并邀请湘雅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肖水源作出专业解答。
5月22日，陈菊(化名)作为一名护士从前线退了下来。回来后的短短几天中，她的内心一直遭受着折磨。
朋友为她准备了庆功宴，但陈菊根本吃不下。一躺在床上，她脑子里全部都是那些天的画面：残肢，尸体四处都是；呼声、喊声、呻吟声……
在北川幼儿园，一个压在废墟下的女孩苦苦哀求救援人员，“叔叔，我口渴、我好饿、我在下面吃泥巴。”当终于救起这个小女孩时，她却停止了呼吸。陈菊含着泪诉说，“我拼命给她做人工呼吸，一次又一次。但最后……”作为医护人员，眼睁睁地看着伤者死去，陈菊当时内心的痛苦无法诉说。
她说，“我们同去前线的同事中有人回来后性情大变，有的人不爱说话了。”
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救不出乡亲，我睡不安稳。”成都军区驻渝某装甲团作训股参谋白杨民说，他所在的部队，是首支抵达北川的部队，作为一个北川人，他心中一直有一股压力无法释放。
地震中，他父亲重伤，舅舅等7位亲人遇难，42位亲人杳无音讯。他却强忍悲痛与战友们一道从废墟中救出了7名幸存者，抢运伤员43名，疏散群众520余人，运送物资20余吨。
他说，家乡的亲人、朋友、同学得知他在县城救援，纷纷打电话让他尽早帮忙营救，“但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乡亲，我实在是不能取舍啊。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向最需要的人伸出援手。”而他自己，却沉浸在 “愧对乡邻”的内疚之中。
陈菊和白杨民所出现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个例。5月22日，一位在路边执勤的警察看到绵阳市的心理咨询师在为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赶紧跑过去求助：“帮我也疏导一下吧！”这位警察说，每天上班都看到那么多的伤员，看到受灾群众的眼泪，听到120不断鸣笛，回到家里电视上都是灾难中的画面，虽然自己没有失去亲人，但是同样感觉恐惧。“我脑子都僵硬了。”他苦恼地说。
“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心理还比较脆弱，在搜救过程中，战士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尸体，战士们看多了这种场面晚上有的做恶梦，有时还会呕吐。”江苏消防总队赴汶川灾区救援队总队长牛跃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月16日，江苏公安消防救援队发现了被埋在蓥华镇一家化工厂废墟里长达100个小时的职工老刘，官兵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打通了救出老刘的通道。 徐波是一名救援者。当时，他钻进狭小的通道，用液压顶杆将老刘身边的石块和楼板慢慢升起，看见老刘的左脚被水泥和楼板压得粉碎，左腿已经坏死。为保住老刘的生命，随队医生当即进行会诊，在征求老刘本人及其家属的意见后，决定对其就地实施截肢。徐波再次钻入了通道，在医生的指挥下，对老刘进行止血和麻醉后截肢，最终成功将其解救出来。
当晚，有人发现徐波一声不吭，既不吃饭，也不与别人讲话。原来他还在为没能将老刘完整地救出而内疚。
5月23日，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肖水源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救援人员在心理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量人员伤亡和对自然、生存环境的强烈破坏等惨烈场面对心理的冲击和限于现场的条件，不能更多、更好地救助灾民；目睹灾民死去无法提供帮助而使救援人员产生的内疚和无助感；此外，还包括得不到休息和后勤保障、高度紧张的工作以及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等。
“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帮助，救援人员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抑郁、焦虑、愤怒、恐惧等情绪问题，而失眠、厌食、疲劳等是其常见的躯体症状。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降低救援人员的工作效率，而且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肖水源说。
针对这些情况，肖水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和防范措施。
首先，救援人员必须接受培训，其主要内容是对现场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解可能出现的常见心理问题，明确问题出现后的解决方式。
其次，救援人员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第三，通过完整的组织体系对救援人员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预防和干预。现场救援人员应经过一定的筛选，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现场救援工作；现场救援应以小分队(规模大约在5-15人)的组织形式进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每个小分队(当然也可以是别的名称)必须有完整的组织结构，设小队长、副小队长，并要明确职责，不能没有领导；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个小分队或几个小分队配备一名心理督导员，及时解决队员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小分队应定期组织队员会议，分享救援经验，共同解决救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应建立小队负责人定期向上级汇报的制度；通过集体干预和集体活动缓解心理应激等等。
此外，必须尽量保障救援人员的后勤供应和基本休息条件。还需要对出现心理问题的救援队员由专家进行个别的心理辅导；问题严重者应及时从现场撤离，甚至转送专业机构进行帮助。
肖水源特别提示，在撤出现场后，救援人员应得到良好的休息，并接受集体和个别心理辅导。
媒体记者出现的心理问题
面对灾难，还有一个职业群体也在承受者巨大的压力，他们便是媒体从业人员，《法制周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已有不少在前线奔波数日的媒体记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某报社派往灾区采访的记者李强(化名)哭着往后方打来电话，表示内心难以承受灾区的气氛和环境；也有人在目睹惨状之后，因不能直接参与救援，遂对于自身职业行为的价值产生怀疑；还有的反应非常亢奋，连续高强度工作，并对自己的工作抱以过高的期望而产生焦躁等情绪。(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记者王兵(化名)说，他在采访之中始终处于悲痛中，情绪焦躁，多日无法睡眠。亦有同行情绪失控，对后方编辑哭闹，执意改变原有采访方向。
因在直播节目中哽咽落泪而广受关注的央视主播赵普说，“像我，连续几天腹泻。吃得正常，当然睡得不正常，这就属于神经性腹泻，就是精神紧张、焦虑、多梦、烦躁，容易发低烧，平常不大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也就是说，心理负担会带来身体负担。实际上这些情况在我们一线主播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媒体工作人员所遭受的心理压力与现场救援人员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现代社会数字化信息传输使不在现场的人能同样真切地感受到现场的惨烈情况。由于新闻的选择性，甚至体会更为深刻。”肖水源说。正因为如此，媒体工作人员同样需要良好的培训、组织和督导。媒体记者特别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在救灾工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现场工作是救援，后方支持也是救援。”
普通公众也要避免受到伤害
地震发生后，长沙、广州等地一些心理咨询中心的预约电话陡增。其中不少人都是在看了灾难图片或报道后产生了心理问题。本报热线接到一些读者反馈，长沙的刘女士说她边看电视边流泪，觉得命运不可测，甚至患上了厌食症；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帮不到别人，在生活中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
肖水源指出，如果观众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接受专业心理辅导；应认识到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全社会力所能及的救援能够降低地震的危害程度；每个人都可以各种形式为灾难尽自己一点力量，但不应为灾难背上情绪的包袱。
对于普通公众，他提出了如下几个措施，避免心理受到伤害。
首先，相信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会尽力救援灾区；其次，要认识到灾难发生的不可抗拒性，认识到做好日常本职工作也是对灾区的支援；当然，还应对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捐款、捐物、献血，甚至节约用电、节约用油等等。“不要花过多的时间上网、看电视，避免灾区信息的过度冲击；但是可以关注救援所取得的进展，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学会放松自己的情绪，如深呼吸、锻炼等，劳逸结合，合理休息。”对于严重的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好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