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灾难后开展了大量的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具有完备的灾后心理干预方法和特殊干预模式。 但是纽约州从事精神卫生的专家在911事后对灾难心理干预作了研究，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都没有准备好对大规模暴力事件或者灾难事件作出精神卫生方面的应答。公共精神卫生系统，包括社区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因为“迄今为止，灾后心理干预还不是主流。”
据统计，911事件后，投入灾后心理救助的资金大约在2000万美元左右，对于这笔金额，美国的业内人士不知道是多还是少，“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可以参考的数字”。
这笔款项被用于“自由工程”，这是政府和卫生部门用来恢复911事件后市民们精神和行为障碍的项目。其中负责人费顿向美国媒体介绍了他们在911事件时的作为：“我们现场起草文件，这些文件包括：调查单、机构合约、培训手册等。事后发现，这些应该先准备好的。”留给费顿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行政文牍，而招募志愿者、雇佣新员工等等的忙乱，以及各就各位进行社区走访倒显得轻松一些。
“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方式以及大量的教育服务。”这是费顿和杜房等研究人员做出的第二个结论。尽管这些结论看起来很粗浅，但都是在靠实际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他发现了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人们开始不太关注精神上的打击，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事情。”
但正是这种看不见的打击，会造成灾后特定的心理社会后果，医学上统一称之为“灾后综合症”。其中包括幸存者在灾难发生后的“即刻震惊反应”，以及目击者和救援人员出现坐立不安、过度兴奋、活动增多乃至于“坚持从事某项活动”等行为。
针对这些论调，国内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汪向东研究员说。他对灾后心理干预的哲学观是：失去了，不能再失去更多。 汪向东等人在日本厚生省的支持下，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与物质依赖署的文本，组织编译了灾难与精神卫生培训手册，但这本190页的手册目前还是草稿阶段，并且国内只有两本，里面将媒体人士也作为受训对象。受到过专业培训的卫生官员、精神科医生和救援人员目前只有200名。这几乎是我国灾后心理救助的实践概貌。 非专业人士很难判断灾后人群谁处在正常范围内的应激状态，谁发生了精神与行为障碍。而专业人员可以通过询问病史和受灾史、调查问卷和笔录、精神科体检等来进行疾病的诊断与分级。
美国红十字会的灾难心理卫生服务项目干预标准中提出了灾后心理干预的下述三种常用方法：减压、危机干预和分享报告。
减压：通常由1～2名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开展，以个体或小组形式，鼓励被干预对象在相互支持的良好氛围中讨论他们的情感及有关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应局限于与缓解个体痛苦有关的那些情绪，它不是一种个体治疗，不宜过于强烈或过深探索。
危机干预：这是一种为减轻灾难对受害者或救援工作者极度痛苦的情绪而采用的一种一对一的干预方法。这种方法也非探索性的治疗方法，它关注“此时此地”，关注问题解决及建设性的应付方式，而不涉及深层次的心理问题。
分享报告：较前两种干预方式更为正式和结构化，并能在灾难发生现场使用。它是一种预先设置的以讨论为主要形式的干预方法，多用于灾难救援工作者，以帮助他们将自己有关灾难的经历从感受上升到更深一层的理解，从而给这种经历画上一个句号。分享报告也起到教育的作用，告知工作者正常和异常的应激反应以及可运用的应付策略。
而美国灾难心理干预的特殊干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危机事件应激报告模式；一种是灾难后心理卫生反应策略。
危机事件应激报告模式是危机事件压力管理干预系统的一部分，由Mitchell于1983年在军事应激干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维护灾难救援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此模式后经多次修订完善并推广使用，现已运用于遭受心理创伤的各类人员。这种干预模式强调在“认知、情绪、认知”的框架下，小组成员一起讨论灾难时的经历，通过灾后早期的宣泄、对创伤经验的描述以及小组和同伴的支持来促使参加者从创伤性经历中逐渐恢复。
灾难后心理卫生反应策略是美国国立 PTSD中心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推出的团体干预方法，旨在为灾难幸存者、家庭、救助者及组织团体提供及时的、与灾后心理反应阶段相适应的心理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