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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是自欺欺人 灾难后关注救援人员心理

来源:《环球》杂志作者:发布时间:2012-09-05 10:09:32|浏览:219评论:0
对援助者的心理健康的关注应当贯彻于救援活动的始终,从救援前的培训,到救援中的支持,再到救援后的系统评估和服务,都对保护救援者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记住的是,救援者,也只是普通人。

  灾难之后:忠告与建言

  舟曲,是在汶川、玉树后,又一个让我们无法忘怀的名字。

  当电视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当报刊杂志以毫无色彩的黑来表达哀思的时候,电视报刊这端的我们其实也在承担着一份使命感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喊出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口号。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根据最新的卫生部调查队的调研,舟曲80%灾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天地崩塌,亲人离去,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幸存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温暖的住处和饱足的饮食,他们备受创伤的心灵更是我们救助的目标。一个人只有真正燃起了生存的欲望,才能摆脱灾难带给他们的阴影,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灾难发生的头72小时是被称为救援“黄金72小时”,这几天里,遭受灾难的人们都调动起身体的每一部分,使自己出于紧急状态,对付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并且时刻提防灾难的再次降临。有些人的反应会更加强烈一些,出现头疼、四肢无力、没胃口、腹泻等等症状。这些“应激反应”都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突然事件的正常反应。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在这几天的效率也是最高的。所有人都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救援行动中来,个人问题一律摆在了次要位置。这个时候的救援行动得到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生命是此事的头等大事,人们在还没有获得对安全的需要之前,无暇估计自己的心理感受。

  很快,救援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前一阵身体为了抵抗压力而做出的“透支”,在这个时候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抵抗力下降。此时,重建一个新世界的心情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摆脱了生命危险的人们开始反思这场灾难,陷入到痛苦之中。

  “我没事,挺好的”,那是在自欺欺人

  现实不是童话,在煎熬了数日之后,当人们发现救援工作永远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时,就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持续的心理压力导致一些“创伤后应激失调”(PTSD)。脑海中时常“闪回”那些可怕的场景、声音或者味道,反复想到逝去的亲人,心里觉得很空虚,无法想别的事;失眠,噩梦,易惊醒;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神经过敏”,等等。

  大多数人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这些症状就自动消失了,也有些人几个月后才突然出现了这些症状。而尽管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心理工作者和志愿者深入到赈灾一线,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及时得到心理上的疏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调节知识进行自我调节,就能减少自己的痛苦和罹患心理疾病的可能。

  有些人认为在灾难面前表现得越冷静就说明心态越好,所以他们可以压制自己和他人的感情。沉着冷静在危急时刻的确是难得的品质,可以帮助人们理性地求生,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但是,灾难过后表现出恐惧、担心、悲伤、愤怒等等情绪都是正常的,人们在灾难时积累的情绪需要释放。对自己说 “不能再这样想了”,那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对别人说“我没事,挺好的”,那是在自欺欺人,劝别人“别哭了”,那是不尽人情。这个时候,尽情的哭泣往往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情绪,起到缓解痛苦的作用。

  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常常是相关的,身体上的不适会带来心理问题,而心理上的问题也常常引起身体的不适。越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越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生活还要继续,饭还要吃,觉还要睡。不要让身体上的不适为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心增加任何负担。找到自己的亲人朋友聊聊天,不要隐瞒自己的感觉,有什么说出来大家共同分担。

  宣泄之后,生活依然要继续,这时要尝试着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理出个头绪。想想接下来最关心的是什么?未来的一两天有些什么计划?要注意的是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工作要特别小心,尤其开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

  内疚感、受挫感和悲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地淡化,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伤口渐渐自愈,但也有些时候总是好不了,那就要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指导了。美国心理学会的报告指出,灾难过后一般而言,50%的人能够在三个月内基本恢复,其中30%的人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完全恢复,但也有相当部分人还会存在轻微症状。有专家认为,成年人在面对灾难后,通常不需要太多指导就可以自行痊愈,前提是他们需要全面的信息来进行客观理性的判断。 比如当你在正常渠道的资讯越充分,来源越客观的话,就可以杜绝一些谣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就是谣言,谣言传到后来就会很离谱,导致人心惶惶,所以要有正规渠道不断发布资讯,没有虚假瞒报,那人们就能作出理性的判断,相信理性的判断能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

  越是在这样一个慌乱的时候,就越不能忘了“少数”,老人、孩子、残疾人平时就属于弱势群体,在灾难面前更需要更多的关爱。

  团队是力量的源泉

  灾难发生后的短短数日内,在政府的号召下,大批官兵和医务人员奔赴灾区,很多志愿者也自发地从祖国乃至世界的四面八方赶来,同时,也有不少救援人员本身就生活在灾区,但是因为他们是医生、是干部、是教师,因而在灾后第一时间就投入到灾难救援中去,成为了救援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许多人心中,救援者是强大的、阳光的、有力量的、给灾区带来新鲜活力的一群人。但是,从灾难心理学的角度,他们却是需要得到心理援助的第二级人群,受创伤程度仅次于直接卷入灾难事件的人员、死难者家属及伤员。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直接经历巨大的灾难,但在救援过程中却极有可能目睹大量坍塌的房屋,血肉模糊、肢体残缺的躯体,聆听悲惨的故事,因而成了“替代性创伤”的受害者。甚至于,他们在听受灾群众哭诉时会流更多的眼泪,在夜晚会失眠,或者一次又一次地梦见那些触目惊心的场面。

  此外,由于受灾面广、受灾群众多、专业救援人员少,因此救援者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日以继夜的持续工作不免给他们带去情绪和精力的巨大消耗。对于那些承担着受灾者和救援者双重身份的人则更是如此。中科院心理所在四川地震3个月后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阳性率达到了19%,也就是说,每五个医护救援人员当中就有一个可能存在心理疾患。

  救援人员的心理发展过程一般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激动和兴奋期,救援者调动全部的情绪和精力参与到救援工作中来,为自己能参与到这种大规模的救援活动而感到自豪。但是随着救援活动的开展,各个感官所接受到的各种负面信息越来越多,救援人员的心理状态开始进入否认和怀疑期,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听到的是真实存在的,不愿意相信现实真的如此残酷,并觉得恐惧和害怕。有些救援人员会存在强烈的内疚情绪,责怪自己没有能力将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救出来,觉得对不起罹难者;有些救援人员则会觉得愤怒,恨上天无情,或是对低劣的建筑质量有强烈的仇恨情绪;也有很多救援人员会感觉到强烈的无助和无价值感,认为生命是如此脆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难以把握,悲观厌世。若是这一阶段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救援者就会进入麻木和回避期,他们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也不愿意与人谈及任何与灾难有关的信息,救援效率会大大下降,救援人员的心身健康也被损害了。

  对于孩子来说,家是最好的避风港;而对于救援者来说,团队则是力量的源泉。无论对于哪种救援团队(武警官兵、医疗救护、心理援助),如果团队内部能有定期的分享、讨论制度,对于缓解救援者的心理压力极有帮助。心理咨询的团队都会建立督导制度,根据工作的强度每天或每周开展团队督导活动或是高级督导活动,正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如果有条件,每支救援团队如能配备固定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有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对援助者的心理关怀不仅仅体现在特定的救灾过程中,更应该将这种关怀贯彻到平时的训练中。如果在进行紧急的救援之前就已经开展过精神应激障碍的相关培训,传授过应对灾难心理反应的方法和技巧,必然能提高救援者的心理免疫能力。

  总之,对援助者的心理健康的关注应当贯彻于救援活动的始终,从救援前的培训,到救援中的支持,再到救援后的系统评估和服务,都对保护救援者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记住的是,救援者,也只是普通人。

  呆在孩子们的身边

  孩子,总是灾难发生后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本该是无忧无虑唱儿歌、玩游戏的年龄,却被突兀地投掷到灾后的废墟中,目睹、甚至是亲身承受许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体会到的惨痛。在玉树地震中,一个14岁的孩子亲眼目睹了房子的倒塌,以至于到现在每晚上都在梦中重演地震的情形,噩梦成了灾难留给她的另一个痛苦经历。现在,只要人一多和每到傍晚的时候,她就会干呕、烦躁,甚至晕厥。

  “前几天看见几个人在起冲突,她马上就哆嗦了,说不出话来,经常是你问她话她听得懂,但是说不出来。”陪在她身边的志愿者说。

  和成年人比起来,孩子们由于生理机能和心理机制都还没有发育完全,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尚在建立之中,因而在自然灾难中更容易遭受到身体伤害,无法保护自己,无法理解发生的灾难,也更难应对灾难后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尽管有部分孩子不容易从灾难带来的丧失、悲痛和改变中恢复过来,进而发展成适应不良、应激障碍、人格缺陷甚至是精神疾患,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孩子都能在外界的支持下通过自我心理能量达到自我修复。我们能做的,便是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扶持以及专业的心理援助以激发儿童内在的心理能量,帮助他们迈过这片人生的荆棘。

  在灾难发生后的最初,人们的主要情绪反应是强烈的恐惧和害怕。孩子们恐惧和害怕的感觉则会更强烈,因为他们最需要依赖他人。因此,恢复基本的安全生活状态,是促进儿童心理恢复的必要条件。提供足够的水和食物,提供安全的过渡性住房,提供令孩子感觉亲近、温暖的肢体接触(如拥抱、牵手、亲吻),尽量让孩子和家人呆在一起,都是使孩子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有效措施。在基本生活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让孩子尽快重新开始常规的学习也是重要的,不但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还可以让他们与同龄人在一起,分享感受,共渡难关。

  当生活慢慢进入正轨之后,孩子的悲伤情绪会慢慢显露出来。他们会怀念逝去的亲人、朋友或是充满童年回忆的住所。但是孩子们表达悲伤的方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年龄较大的孩子可能会在值得信赖的人面前放声大哭,也可能偷偷一个人不断地啜泣;可能长时间地处于情绪低落的抑郁状态,没有食欲,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可能将这种悲伤转换成愤怒的情绪,觉得上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夺取自己的亲人,或是觉得自己被亲人抛弃而对过世的亲人感到生气;也可能心存内疚,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救出死者,或者是认为是由于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才导致家人遭到了上天的惩罚。而年纪较小的儿童因为缺乏足够的情绪自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多表现为退行现象,即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退步,原来已经学会的技能再次丧失,重新开始恢复幼年时的行为习惯,如吮吸手指、尿床等。

  面对孩子的悲伤情绪,我们能做的就是倾听、理解和支持。成人在灾后往往忙于各种生活事务而无暇顾及孩子的心理需要,或是认为孩子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而不愿意和孩子分享和讨论灾难带来的丧失和改变。但实际上,孩子和成年人一样,需要向他人倾诉以宣泄自己的悲伤,需要获得他人的理解以达到情感的共鸣,需要他人的支持以获取力量继续成长。

  事实上,孩子的情绪状态最容易受到照顾者的影响,父母亲和教师的情绪和应对灾难的策略对孩子有示范作用。同时,小孩子对死亡的看法和成年人不同,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文化背景如何,小孩子往往把死亡看做是一种惩罚。有的小孩子突然变乖了,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挽回自己的错误;或者突然变淘气了,希望老天将惩罚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们具体是怎么想的还要引导他们自己说出来,才好有针对性地来做解释。由于年龄的限制,小孩子的表达能力不足以反应他们内心的想法,可以通过画画、粘土或者做游戏的方式间接地引导他们表达。

  孩子的恢复能力极强,比大人更容易进入重建期,反而是大人应该注意自己的反应,因为大人对待事物的反应会影响到孩子,比如大人恐慌,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对的,跟着大人恐慌。所以大人情绪稳定对孩子帮助很大。如果可以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小孩子也会被这种乐观的态度所感染。

  “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真正开心起来,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没有踩着尸体、淌着血水爬出来的人,他不会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心情。”一位来自灾区的老师如是说。是这样的吗?也许是。但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媒体上反复呈现的关于9.11恐怖袭击的大量图片、声音造成了远在灾难千里之外的人们大脑结构发生了与亲历灾难的人们一样的非常危险的改变,这种改变使人们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

  大部分人从没有到过灾区,也没有亲人朋友在灾区受伤遇难,但那些滚动播放的、沾染着鲜血的照片、文字和准时响起的哀笛,让他们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你的伤痛,就是我的伤痛。” 这种了解与回应他人独特经验的能力,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同理心。

  同理心被认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亲社会的心理机制,能有助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更好地繁衍与生存。因为具有同理心,我们才会在他人因感到痛苦或恐惧而悲伤哭泣时,给予他们温柔的安慰、真诚的陪伴和不计回报的支持。

  这种源自人性的同理心是人们内心中最深厚、最善良、也最令人感动的力量。但是,如果人们对灾区的情况过于关注,每天花大量的时间阅读相关的报道,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就有可能发生和救援人员一样的替代性创伤。有网友向心理咨询师求助说:“自从灾难发生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情一直都没有办法平静,每当看到那种非常刺激的图片和画面的时候,真的特别有流泪的冲动,但是又没有办法忍住不去看。”台湾9.12大地震后,有一位台北的老人几乎24小时都在收看灾害报道,结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哭泣流泪,最后因为抑郁不得不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除了为灾区同胞所受的苦难感到悲伤,许多不在灾区的人们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接触了大量有关灾害的恐怖信息,可能也会产生恐惧和焦虑的感觉,担心同样的灾难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身边的细小事件和自然现象都表现出过度的惊吓反应,长时间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有人在听讲座时这样问老师:“我现在虽然在北京,但也是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晚上难以入睡,这种情况怎么办?”

  近几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关于灾难、世界末日的谣言也传播得尤其迅速。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群众心理统一律”,在灾难之后形成的临时群体之中,个体的理智常常下降,情绪成分和无意识成分占优势,而不再客观、细致地分析,容易不加考虑地接受某些看似有理的谣传;并且会表现出将思想和情感立即付诸行动的倾向,这种倾向还特别容易在群体中相互传染。一般来说,对灾情也不甚了解、阅历浅、经验不足、自信度低和易受暗示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这种现象。

  研究认为,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灾难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因此,灾区之外的人们从自己的角度对灾难的性质、程度和可能的危害情况做出的评估,决定了他们是继续正常地生活工作,还是恐慌焦虑惶惶不可终日。恐慌往往是由于对威胁缺少了解,缺乏准备,觉得自己不能处理、控制或摆脱。焦虑则是因为由于担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产生的忧虑、紧张、不安的情绪。因此,媒体在报道灾情和善后工作时应当有一定的心理健康敏感度,不仅要保证报道的及时、真实、可靠,而且要对灾难事件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预测,并告知观众预防灾害和摆脱险境的方法,而不是只顾渲染惨烈、恐怖和血腥的灾难场面,以达到单纯的新闻效果。提供一些有关灾难心理的基本知识对于普通群众也是有帮助的。

  实际上,对于普通人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先接受自己的悲伤、恐惧和慌乱的情绪,要明白这些体验都是人之常情,没有类似的体验倒是不正常的。如果可能,找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两个好友互相分享自己的感觉,接受它、体会它、反思它,甚至把这种感觉当成是自己的宝贵财富,因为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停下脚步来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大灾过后往往会掀起一波感恩父母、珍惜生命的风潮,正是因为灾难唤醒了人们最深层的感情,促进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

  情绪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一下是否有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否能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有益的贡献。当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行动上去的时候,自然会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大多数的人也都能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重新投入常规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是,关于灾难的恐怖画面也可能激发人们内心的恐怖记忆。几乎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对灾难做出反应,如果人们在自己的早年生活中经历过创伤性事件,那么那些已被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创伤体验可能又经由灾难体验得到加强,并在脑海中反复回放。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很长的时间(1个月以上)并且没有改善的趋势,那么,是时候去寻求专业的帮助了。那些创伤只是被暂时遗忘,但它一直存在,等待治愈和拯救。

  “二次伤害”:别在生者的伤口撒盐

  灾难过后,媒体的“二次伤害”常常成为其追逐商业利益的产物。“坏消息才是新闻”,在这种观念的导向下,在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的庇佑之下,天灾人祸当中种种耸人听闻的细节被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受访对象不得不面对镜头一次次地揭开不堪回首的伤疤,而媒体的目的,显然是指向更高的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

  媒体的“二次伤害”是指其对作为新闻信源的受访对象所带来的身心上的负面影响。这些受访对象通常是灾民、幸存者、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丑闻”(负面新闻)的当事人,等等。尤其是对女性、少年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等边缘弱势群体而言,媒体的“二次伤害”所带来的打击是不容低估的,有时候甚至会是致命的。

  媒体“二次伤害”的问题在全天候更新的电视和网络新闻报道模式(又称“7天24小时”或7/24模式)出现后显得尤为突出。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电视和网络新闻所采用的7/24模式在报道的数量、密集程度、覆盖面等指标上更容易导致“二次伤害”。

  报道导致的抑郁症

  研究媒体伦理的学者一般都把9·11事件的报道作为媒体“二次伤害”的一个典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主要电视频道和新闻网站取消了所有的节目和广告,在一周的时间内推出了全天候的报道。在9·11的报道中还有另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做法,就是“让新闻当事人讲话”,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新闻访谈节目。9·11事件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者、目击者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角”,这是媒体“二次伤害”产生的主要根源所在。

  美国学者曾经对参与9·11事件救援工作的纽约市部分消防队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访问,发现他们中有40%的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他们的共同经历是,都在电视或网络上反复讲述9·11当天的所见所闻。其中有30%的消防队员接受电视或网络媒体采访的次数在20次以上。这可以说是有关媒体“二次伤害”的一个量化研究的佐证。

  应当承认,西方新闻界对此还是有所警觉的。在“美国专业记者协会”(SPJ)制定的《新闻记者伦理守则》中,专门辟出了“如何减轻伤害”一节。其中强调的是,记者应当对受访对象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同情心,特别是对于“儿童和没有受访经验的人”,在使用文字、图片和影像时应充分考虑“隐私权”和“报道新闻时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不安”。

  尽管有上述明文规定,但是必须看到,西方新闻界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减轻”媒体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而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这种伤害的出现。

  从本质上说,“二次伤害”是媒体的商业利益和记者的职业伦理之间“博弈”的产物。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媒体的“二次伤害”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保护伞”的,其深层考量却是媒体的商业利益。在9·11事件的报道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有位消防员在三天之内先后在十多家媒体上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在此,这种以公众知情权、“公众利益”为“保护伞”而进行的报道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媒体的相关报道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获得了商业上的丰厚回报,而作为受访对象的消防队员们却无法从痛苦的回忆中解脱,以至于身心俱损。

  媒体需遵守“底线法则”

  在如何减轻媒体的“二次伤害”这个问题上,关键是如何保护受访对象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尤其是对于儿童和“缺乏受访经验的”青年人来说,一篇报道、一次采访往往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影响。

  1973年,《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张飓风灾害的现场照片,其中一个孩子跪在妈妈的尸体前大哭。为此,该报的相关记者和编辑受到了舆论的严厉谴责,他们公开登报道歉。这次事件后,美国媒体对选用未成年人的相关图片和影像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行业自律举措,只有在征求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表或播出。在某些极端的个案中,也要采用马赛克等方式进行处理。

  此外,美国新闻界的一些惯例也有利于减轻“二次伤害”的出现。例如,在发表引文或播出同期声时,记者要按照“底线法则”与受访对象达成共识。如果是“可以发表”(on the record),那么,记者可以发表或播出受访对象所说的每一个字,并且公开后者的真实身份;如果是“不宜发表”(off the record),那么,记者不能引用,也不能求证,只能用作自己的参考;如果是“背景”(on the background),那么,记者可以使用采访对象的话,但要使用对方同意的不确指代称(例如,“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或者对受访者的声音和图像进行技术处理。总之,这些惯例旨在尊重受访者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信息公开和新闻真实。

  除了对受访对象可能产生的影响,媒体“二次伤害”还可能产生在广大受众的层面上。例如,前面提到的连篇累牍地报道9·11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取消正常节目的播出,变相“强迫”受众长时间、高密度地接受负面信息,以至于让后者患上“黑暗世界综合症”。为此,一些新闻伦理学者充分肯定了今年美国媒体有关海地地震的报道。这一次,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突出的是人类的友爱互助,而不是一味地渲染悲情或高调问责。虽然“悲情”和“问责”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危机爆发期,仍然要以平复创伤为主,而不是用“二次伤害”,在生者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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